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许多国家曾经或现在仍然面临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这一状况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制约着经济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开始引起学者和决策层的关注，学者们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中央政府也相继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概括起来，这些决策和建议不外乎两大类：一是加大投资，改善那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增加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扶贫支持；二是给予那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某些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让其自行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发展路径。这些政策措施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贸易能够促进财富增长、增进国民福利，尽管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以贸易为视角来分析经济增长特别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文献相对还很少。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没有重视贸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国际贸易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零和博弈，常常引发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呼吁自由贸易，然而，长期以来，现实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一直无法把空间／区位因素纳入进来，从而也使得主流经济学家们很难从贸易的视角分析一国内部区域经济增长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克鲁格曼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分析经济活动的区位，把空间要素纳入到竞争均衡的框架中来，研究各种产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运动规律和机制，并通过这种规律与机制的分析探讨经济增长规律与途径，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为人们认识和分析区域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垄断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框架能够把空间因素纳入到分析中来，探讨一国内部的区际贸易和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本文沿用这一分析框架，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讨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本文的内容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理论综述。第二部分主要是理论分析，分别探讨内部规模经济下的区际贸易、内外部双规模经济下的贸易和发展以及贸易政策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分析产品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空间运行机制，揭示区际贸易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通过统计数据对边界效应、贸易自由度、贸易量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主要是根据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指出模型背后的经济涵义，提出区域贸易和发展的政策建议。　　 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区际贸易能够促进产品种类的增加，从而推动区域经济更快增长。第二，在产品和服务贸易、要素流动等主要依靠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如果缺乏有效且有力的政府干预，现已形成的核心一边缘结构（即现实中的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很难改变，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采取的协调区域发展的政策措施不够理想的原因所在。第三，除了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各地区的市场规模以外，贸易自由度是影响区际贸易的重要因素。第四，区际、区内贸易自由度的大小对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不平衡的区域经济中，区际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使发达地区获得更高的生产份额，促进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使欠发达地区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拉大区域差距。对于欠发达地区，区内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即优化区内经济环境，能够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五，运输成本和边界效应（即本地消费倾向）是影响贸易自由度的两个重要因素。我国各省份间之所以存在边界效应，除了各地区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的差异以外，关键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还缺乏严格且完善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在产品质量等信息缺乏、产品价格相近的情况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可能更多选择本地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现行的税收体制和各地区发展的考核体制，使得政府在消费中也倾向于选择本地产品。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生产的集中可以带来集聚收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即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比空间分散更有效率。然而，经济活动的集中往往带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效率和公平的抉择是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两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基本上采取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纯粹的市场调节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使得落后地区越来越贫穷、发达地区越来越富裕，即所谓的“马太效应”。区际贸易流量因落后地区市场规模的萎缩而下降，最终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因此，单纯依靠市场不可能完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必须发挥政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