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与中国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来源 :西南财经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JK0803_shij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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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关注人民的“幸福”问题。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调查结果显示,1995、2001和2005年中国居民幸福指数分别3.05、2.87、2.941,显示出我国公众幸福感并没有明显提升,甚至有下降的趋势。甚至,有国内学者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已经出现了“幸福收入之谜”(或称“Easterlin悖论”2),即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先上升,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针对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公众幸福感的研究,如何用更新、更具代表性的数据来研究中国是否真正出现“Easterlin悖论”的特征,并解释这一现象呢?  本文从家庭金融这一微观视角,分析家庭收入与中国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于2011年在中国首次开展的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运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对家庭收入与公众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前言部分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中国梦”所关注的幸福问题为背景引出“幸福收入之谜”的问题。考虑到家庭收入在公众主观幸福感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为家庭收入与中国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第二,围绕“幸福收入之谜”,主要回答了四个问题:(1)何为“幸福收入之谜”?(2)理论上对这一现象如何解释?(3)这一现象中幸福感的概念是什么?(4)有哪些因素可以解释该现象?简要阐述“幸福收入之谜”的特征;从经济学和心理学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为了对研究主题中的幸福感进行概念界定,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从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社会与心理因素、其他因素等方面简要综述其对幸福感的影响。  第三,分析家庭收入与公众主观幸福感。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解释和界定;其次,了解我国家庭收入及公众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最后,简述家庭收入及其他经济因素、人口统计特征、社会及心理因素、地区因素等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第四,运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分别进行全样本、收入分层、地区分层的实证研究,从中分析出家庭收入与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表现出的特征并对其进行解释。实证结果发现我国仅在较高收入阶层表现出“Easterlin悖论”的特征;在较低收入阶层,由于相对收入及萁健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家庭收入系数扭曲的现象。除此之外,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收入阶层及不同地区之间我国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并对其进行了解释。  第五,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政府部门及家庭部门各自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建议,结合了本文的不足指出了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的主要观点:  1.我国家庭收入及公众主观幸福感现状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8438个样本量中,我国居民家庭收入的均值为52087元/年,其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分别为71546元/年和27606元/年。特别的是,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17615元/年,远低于均值52087元/年,贫富差距很大1。  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在符合条件的8432个调查样本中,幸福人群(回答是“幸福”或“非常幸福”)所占的比例为63.36%,幸福感较高。但仍然存在30.00%比例幸福水平一般、5.56%不幸福及1.08%非常不幸福的人,我国公众幸福感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家庭收入与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  在全样本回归中,当仅有家庭绝对收入一次项指标时,家庭收入与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出正向的关系,但是当加入绝对收入二次项及相对收入指标后,家庭绝对收入指标的系数与预期的符号完全相反,出现了扭曲。全样本回归是一种粗放式的研究,需要在其他关键的维度上进行分层研究。  通过收入分层研究发现,“Easterlin悖论”所述的家庭收入与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即公众主观幸福感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当家庭收入达到某一水平后,主观幸福感出现下降的趋势,该特征出现在较高收入阶层。真正发生家庭绝对收入系数扭曲现象则出现在较低收入阶层,究其原因是由于较低收入阶层的相对收入指标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较强的压制作用,抵消甚至超过了家庭绝对收入提高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  除此之外,通过地区分层回归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家庭收入与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东部地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是家庭收入的相对收入指标,包括与自身过去收入相比以及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相比的相对收入指标,这说明实现公众相对收入增长,特别是缩小贫富差距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虽然家庭收入的相对收入指标(与自身过去收入相比)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但是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仍然是重中之重。  3.其他变量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结合“忽略变量”理论1、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研问卷所设计的相关指标,在实证模型中加入了多种指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经济因素中的房产规模、通货膨胀指标;预期因素中的利率预期、房价预期、经济形势预期指标;人口统计特征中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政治特征、民族特征指标;社会因素中的本地社会治安状况及地区因素等指标都对公众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数据来源具有创新性。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的调查数据,该数据是首次在全国城乡内范围开展的,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方法与入户访谈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所得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而目前在家庭收入与幸福感相关研究中所用数据,一方面数据比较陈旧,时间上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数据调查范围局限于某些地区或城市,空间上具有局限性,使得所得结论的一般性和可靠性较差。  研究对象具有创新性。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家庭单位为背景的,家庭成员的幸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所在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有所创新。以往的研究主要以个人为单位,考察的是个人收入水平与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家庭方面的因素。  研究思路具有创新性。本文主要研究家庭收入与中国公众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家庭收入是属于过去的收入概念,本文在此基础上还加入了公众对房价预期、利率预期、物价水平预期及未来经济形势预期等预期变量,更加全面地探究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政策制定提供新的解释依据。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一,截止于佟者撰写本篇论文时,仅有2011年和2013年CHFS的数据,但由于2013年的数据暂未开放申请,所以本文只有2011年的截面数据,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的调查数据,有学者对其调研数据的可靠性存在质疑,这是本文研究所无法控制的,只能有待后续调研方法、问卷设计等的改进,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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