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标记,也是许多群体身份与文化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美国兴起以来,它就一直把在社会文化环境下研究语言结构及其使用作为自己的一个宗旨.社会语言学在研究语言时,并非仅仅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更重要的是还要考察不同的社会因素.因此,社会语言学对语言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费希曼就开始调查美国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收集有关非英语语种的语言状况资料.他指出:"当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集团得不到鼓励来表达、维护和发展他们的传统行为模式时,我们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就受到了削弱."该文作者所用的术语——语言维护和语言迁移——就源自于费希曼对美国外族移民的非英语语种的语言资源的研究.费希曼从广泛的社会性观点出发,采用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描述和衡量双语现象.他对双语行为的实例研究表明,两种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互补功能.费希曼发表的调查报告集《美国的语言忠诚》(1966)被一位著名评论家称为"一部巨著,美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篇章,语言和文化接触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从语言维护和语言迁移到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要素的集团双语,这一过程是符合逻辑的.在集团双语的环境下有意识地进行语言维护,这对保存一个民族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双语教育是双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双语教育的目的,是要让非主体民族的成员既懂得自己的母语,又要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通过母语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是双语教学的原则,因为学生凭借自己的母语进行思维.双语教育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汉语言文字处于同等地位,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民族区域自治成分和民族文化成分.影响语言维护的因素主要有国家机构的支持、人口构成、语言使用类型和社会价值,对待少数民族语言的态度、以及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教育所采取的政策.中国有56个民族,使用着80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少数民族语言系属的多样性、类型的多样性和丰富的社会人文内涵堪称中国和世界语言研究的宝库.威因雷克(1953)指出,一个国家的语言越多样化,那它的双语程度就越深.当说不同语言的人发生接触时,他们就会学习彼此的语言.贵州是中国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语种的省份.贵州现居的15个少数民族中,苗、布依、侗、彝族有他们自己的文字系统.该文作者旨在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出发,运用双语和语言维护理论,以中国政府政策性文件为依据,描述和分析中国的双语现状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维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侗族语言为例. 全文共五章: 第一章为序言,阐述了双语研究的现状,在双语环境下进行语言维护的重要意义以及论文的结构. 第二章和第三章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跟语言维护密切相关的双语以及各种因素,如个人双语和集团双语、双语社会的语言规划、双语教育及双语态度.语言维护常常是双语集团的一个特征,当一个集团意识到它的语言有消亡的危险时,它可能会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去恢复这门语言.教育是语言规划的工具之一.如果一种语言规划不考虑产生语言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不考虑影响语言维护和迁移的各种因素,那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第四章首先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基本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简单介绍了中国的双语现状,然后以贵州省侗族的语言状况为例,论述了双语环境下进行语言维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如何维护侗族语言. 第五章为结束语.在总结前几章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少数民族语言维护对贯彻中国民族政策,繁荣民族文化和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指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维护与语言规划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