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转型期的我国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研究不仅是前沿性理论课题，也是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实践课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已经使我国由农业经济为主体向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转变，入世后则更为深入地嵌入了全球性开放经济体系中。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撑下，随着对外贸易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大幅增加，以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制造的各类产品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市场，堪称“世界加工厂”。但这种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只会将中国经济锁定在全球分工和价值链的低端，我国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落差，结构变动的滞后是我国产业发展问题的重要根源。只有加快结构变动的步伐，合理调整资源在不同行业的配置，以结构变动促效率提高，才能有效地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因此从现实需求的视角来看：一方面，我国产业近年来发生了较大变化，应采用系统数据和更可靠的技术来分析、反映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最新趋势。另一方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金融支持，因此研究二者之间的动态联系将为优化中部地区金融环境，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本文具体安排如下：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含义及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按照各类理论演进时序并结合其代表性观点分别介绍了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深化理论以及金融约束理论；进而分别介绍了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和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以及其各自细分理论或思想。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分析，通过示意图揭示了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进而从资本形成、导向、信用催化、信息揭示、风险防范和分散以及产融结合等在内的六个方面详细分析了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通过本章对理论知识的梳理，为本文后续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其次，本文针对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化与合理化水平展开测度分析，并通过统计分析对中部地区产业升级面临的金融发展现状和特征进行了相应的剖析，深入探讨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积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变动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均有着正向影响，这也要求在协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不仅要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提质改造，逐步降低技术水平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的夕阳产业在结构中的比重，还要着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从而提升资源要素利用与配置效率并降低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也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的质量改进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寻找突破口。分区域研究表明，中国各区域间的特征差异较大，因此在政策制定与颁布方面，必须考虑各区域不同的发展现状与特征，比如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比较高，未来在发展中可以考虑将部分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转移。一方面加快优化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有效提升区域环境质量，同时也可以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针对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各区域不仅要加大对本地区传统重工业的技术改进与效率挖潜，还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适当提升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从而在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也带动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双赢局面。再次，为厘清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引导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益的研究参考，本文利用中部地区六省的相关数据建立模型，用实证方法全面衡量中部地区金融业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需要区别对待；同时也发现我国银行业存在发展扭曲，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为了顺利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就必须大力改造银行业，同时要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其他类型金融产业对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主导力量企业的融资支持，如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等等。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扭曲，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长期失调，直接融资所占比重的提高并未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丰富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分散了企业投资风险并提高融资效率，从而有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并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相违背的。进一步，本文从技术进步视角切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全部银行信贷/地区总产值与地区家庭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地区总产值两个变量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程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方程中影响都不显著，而发放给非国有部门的银行信贷/地区总产值这一金融约束变量则不论在分别加入还是整体加入的估计中等表现出较高的显著性。从双向固定效应与动态面板设定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相比产业结构合理化，该金融约束变量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更大。同时，随着技术进步指标的提升，金融约束放松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都更加明显，并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程中更甚。随着技术的积累，规模的扩大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在企业的成长期是如此，在成熟期更是如此。另外，本文选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考对象，深入分析其在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经验和教训，并以天津滨海新区和安徽皖江新区为例，结合中国中部地区发展的实际特征进行了相应讨论并给出政策建议，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发展战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同时可以为我国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提供有益的思路。最后，本文结合上述分析，在总结国际上通行的金融模式基础上，提出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