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林纾翻译小说的研究。本文简要回顾了国内外一百多年来林纾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林纾小说翻译方面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林纾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林译的操纵因素、林译的成功原因、林译的贡献以及林译的不足和缺陷。本文没有单单从文化角度或者语言角度来讨论林纾的小说翻译。有关操纵林译的因素,采用了勒费维尔(Andre Lefevere)的操纵理论进行描述；有关林纾小说翻译的忠实性方面,主要从语言角度加以阐释。本文重点考察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的“十大林译小说”的翻译,兼及其林纾的其他一些翻译小说。本文对林纾的小说翻译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揭示了林纾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林译小说产生的历史原因,探索了林译成功的原因和不足。本文共分九章。绪论部分介绍林纾译作的总数、本研究的目的与内容、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方法。简单介绍了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道安、玄奘、徐光启和严复的传统译论,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卡特福德(John Catford)、奈达(Eugene A. Nida)对翻译的定义,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和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勒费维尔的操纵理论。如果从中外传统译论的“忠实”角度来看林纾的小说翻译,那么林纾的小说翻译问题很多；如果采用勒费维尔的操纵理论分析林纾的小说翻译,许多文化方面的问题虽然可以迎刃而解,但无法说明林纾小说翻译中存在的语言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了综合研究法,既不忽略对林纾小说翻译文化层面的分析,也不忽略对林纾小说翻译语言层面的探究。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对林译作了许多研究,不过不少论文常常局限于一两部译著的研究,即使是一些研究林纾的专著,对林纾翻译小说的研究只是在某个章节中作一些探讨,因而缺乏系统性。一些林译研究只是从中文到中文,没有认真对照原文进行研究。林纾翻译小说的研究既不能完全对应原文,也不能完全脱离原文,有必要从小说原文的角度、甚至从林译原文的原文作一些探讨。第二章回顾了一百多年来国内外林译研究的基本情况。从晚清到民国,对林纾的翻译有过论述的有邱炜萲、寅半生、郑振铎、寒光、朱羲胄等。总的来说,他们对林纾翻译小说的评论,有的比较片面,有的有失公允,但是有的比较客观。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期间大陆对林纾的关注并不多,主要研究者有阿英、孔立、钱钟书等。阿英对林纾的小说翻译研究不多,但是对林纾翻译小说中的一些序言和跋文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孔立对林译的观点同郑振铎的很相近。钱钟书对林纾的小说翻译研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代表了这一时期林纾研究的最高成就。香港学者曾锦漳的对林译书目的研究错误较多。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人们对林纾的研究逐渐升温。学者薛绥之、张俊才、曾宪辉、孔庆茂、韩洪举等对林纾的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把林纾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对林纾小说翻译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国外也有一些研究林纾的学者。研究过林纾的汉学家有阿瑟·威利(Arthur Waley1、内田道夫(Uchida Michio)、罗伯特·威廉·康普顿(Robert William Compton)、樽本照雄(TarumotoTeruo)等。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对林译的研究贡献很大,他的研究推翻了郑振铎的文章发表后近百年来对林纾的一些误解乃至冤枉。在国外,有一些华人学者对林纾的翻译小说作了不少研究,主要有李欧梵(Leo Ou-fan Lee)、马泰来(Tai-loi Ma)赵毅衡(Henry Y.H.Zhao)、胡缨(Hu Ying)、高万隆(Wanlong Gao)、吕立(Lu Li)等,海外华人学者的林译研究从新的角度探讨了林纾的翻译。第三章主要讨论林纾的翻译思想,包括林纾对翻译的看法、态度以及翻译的功用、目的等等。林纾对翻译的认识很难称之为理论,所以本文采用思想两字加以概括。林纾的翻译思想散见于《译林·序》(1901)、《译叹》(1913)以及林译的百余篇序文、跋文、识语、译余剩语、小引、短评,还有书信等文献中。在这些文献中,林纾谈到了自己译书的目的和功用,归纳起来有翻译救国、开启民智、励学明耻、昌兴西学、了解夷情、学盗之学等等。总之,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目的非常明确,往往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目的功能。在这些文献中,林纾对翻译小说中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林纾的翻译思想,尽管有时前后有点矛盾,但是总的来说一以贯之。对于翻译的艰难,林纾从翻译之初就有充分的认识,他知道有些西方书籍,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完全翻译成中文。对原作的改写是林纾经常使用的翻译手段。为了使译文内容更加适合译文读者,林纾常常对译文的文化作一些改写,甚至加上“忠”、“孝”之类中国文化固有的观念。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增删和改写,林纾的翻译小说基本上忠于原作。对于译书和著书的区别,林纾有充分的认识；不过,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他有时会忘记这种区别。对于外国名词和术语的翻译,林纾在1915年就提出要成立专门机构并由专家来统一外国名词和术语的汉译工作。第四章探讨林纾在小说翻译中所采用的策略：语言策略、归化策略、异化策略和注释策略。林纾在小说翻译中使用的语言是文言文,之所以采用文言,一是因为用文言翻译是当时翻译界的风气,二是因为文言在当时是官方语言,用文言翻译可以提高翻译小说的地位,三是因为当时的读者绝大部分是传统读书人。而且,林纾翻译小说中的文言和他撰写的古文中的文言不同,林纾翻译小说中的文言和自撰小说中的文言也不完全相同。林纾的小说翻译主要采用归化策略,其翻译语言高度归化。林译小说的书名同传统中国小说的书名很相似,有的甚至是模仿或者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书名。在林纾的小说翻译中,他对对外来文化作了一定程度的归化。与此同时,林纾的小说翻译也采用了适当的异化策略。小说中人名、地名的翻译全部采用异化策略。林纾音译了一些外文称谓语,保留了一些异化的结构和句子,也保留了原文中的一些外国文化现象,从而使他的翻译小说带上了一定的异国情调。此外,林纾的小说翻译还采用了注释策略,包括括号内注释、改原文为注释、改注释为译文、译者直接介入等等。第五章从勒费维尔操纵理论的角度讨论操纵林纾小说翻译的诸多因素。操纵林纾小说翻译的第一个因素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同当时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关。操纵林纾小说翻译的第二个因素是诗学。译入语伦理、译入语文化以及当时流行的翻译策略操纵着林纾的小说翻译。除了意识形态和诗学,赞助者是操纵林纾小说翻译的又一因素,这说明林纾的翻译决策有时受制于出版商和读者。此外,还有林纾及其合作者对林纾小说翻译的操纵。在小说翻译过程中,林纾既受到操纵又实施操纵,林纾小说翻译中的有意误译、删节原文、增补原文、文化误读、文本选择、叙事角度的改变受到作为译者的林纾的操纵,其中许多现象是林纾为了迎合小说的目标读者故意为之的。第六章分析林纾的小说翻译在清末民初大行其道的原因,认为林纾小说翻译的成功得益于林纾深厚的国学功底、正确的翻译策略以及对时代需求的迎合。不懂外语的译者具有精通外语的译者所不具有的优势,因为他能够充分摆脱原文的约束。有的文学家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行文非常流畅,文采斐然,驾驭语言游刃有余,但是在做翻译的时候由于没能摆脱原文的约束,就像受地球的引力影响一样常常受原文干扰,被原文约束,译文往往不够流畅。从这个意义上看,林纾不懂外语的劣势反而成了他摆脱原文约束的优势。第七章讨论林纾的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学、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林纾小说翻译的贡献在于改变了翻译小说乃至中国小说在中国文学系统中低下的地位,使小说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主流。其次,林纾的小说翻译推动了中国小说的革新,催生了中国新小说和现代小说,影响当年一代乃至几代人,甚至连“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林纾的小说翻译也有很大关系。再次,林纾的小说翻译引入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冲击了封建观念,对中国人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等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中国社会带来一阵清新的西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此外,林纾是较早对中西文学作比较的学者,他不仅比较中西作者、中西作品,也比较中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林纾开启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先河。第八章讨论林纾小说翻译的缺陷与不足。尽管林纾小说翻译的成就前无古人,但是瑕瑜互见,其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林纾小说翻译的欠缺主要在于译者本人不懂外语,造成误读误译之处颇多,可见不通晓外语既有其优势,又有其劣势。本文通过一些例子证明林纾小说翻译中的许多错误其实是合作者造成的,与林纾没有关系。林纾小说翻译中的有些注释不够正确,甚至有谬误；有些应该注释的地方偏偏没有注释,有的注释往往语焉不详。即便是注释中的错误,也非尽是林纾的过失。此外,用古老的文言翻译外国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文言基本上是单音节语言,词汇量有限,在表达近代的事物、思想、心理活动方面有难以逾越的缺陷。第九章总结全文的主要思想、研究方法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并力图对本文的研究作一归结。与此同时,指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并对以后的研究作一简单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