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急剧增长，其中农村信徒成为中国教会目前的主要群体。这得到了来自各学科学者们的注意，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这些研究主要以哲学或宗教学为主，缺乏实证的田野研究。另一方面，国内人类学者对基督教研究却几乎为零。这构成了本文开题的首要意义，即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人类学的角度，充分利用实证的田野资料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个案研究。这样，一来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目前基督教研究的“务虚”现状走向更为“务实”，同时希望能够使国内的宗教人类学研究脱离以往给人留下的“原始”、“偏远”的印象，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不仅研究地方的、民间的、仪式性的信仰，也关注跨地域的、世界性的宗教。 我有幸邂逅了吴庄这样一个普通的西部村庄，并前后四次到这里进行了大约10个月的田野工作。吴庄是一个普通的西部汉人村庄，沐渭河之水而成，但这个3000来人的村庄却有一座100年历史的基督教堂“四人堂”，拥有约1000的信徒。“四人堂”大门上高高矗立的鲜红十字架成为吴庄的一道风景。多数的吴庄人所信奉的则是背后卦台山上所供奉的伏羲，这个被政府和知识分子视为华夏先祖的人物在吴庄人眼中却是庇护村庄、医治病痛、解决难题的“山神”。山上山下，两套信仰，两个符号，两个人群，两种行为方式，却在同一个村庄里共同生活。“四人堂”的正对面，就是代表国家力量的村委会大院，房顶捆绑着的四支高分贝大喇叭不时地传达着各种的指令和信息。大喇叭高亢的声音表明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吴庄，国家力量显然是村庄生活和事务的主导者。这些都构成了吴庄多彩的信仰及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群和个体根据其所持守的信念及实际的利益、处境展开活动，形成了吴庄错综复杂的生活秀。 作为一项专题性研究，我主要关注的是“四人堂”及其信徒们的独特文化，以及他们与村庄传统文化／信仰体系之间、与国家力量之间、与经济全球化拉动力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应对策略。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1．基督教在中国北方内陆农村社区的进入方式及其本土化策略，以及它对乡村原有社会文化、社区群体结构及家庭关系的冲击和改造。 2．乡村基督教如何在国家的强势在场及社区传统力量的双重压力下生存和发展，以及其所采取的回应策略和方式。 3．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基督教的世俗化现象，及现象之下的宗教强化暗流，由此探讨乡村基督教的危机和走向，并论证对宗教认识的新范式。 4．乡村社区中信仰与政治的关联，以及各种势力的消长关系，特别讨论作为外来信仰的基督教与其他本土信仰形式，尤其是伏羲信仰的关系。 本文是一个关于汉族乡村社会的民族志田野研究。它首先是一个田野研究，直接来源于作者近10个月的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它也是一个民族志作品，尽管它与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志相去甚远，因为我并不试图如学界先辈马林诺斯基那样对吴庄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描述，也并不奢望得到一个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范式，我所期望提供给读者的是作者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中一个普通汉族村庄的理解。这个理解或许是带有偏见的，是片面而不完整的，但却是作者对传统与现代化、乡村与都市化、宗教切入与本土化等诸多问题的思考的一个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