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惩治力度,但受贿犯罪依然高发。为了更加科学地打击腐败犯罪,适应当前的反腐败形势,国家也在适时地修改法律。《刑法修正案(九)》将以往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唯数额论”定罪量刑标准修改为“数额+情节”标准,2016年4月出台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刑法修正案(九)》的内容作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通过对200份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受贿犯罪在司法实务中仍面临着不少问题:受贿犯罪量刑失衡现象严重,不仅不同地区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甚至同一地区同一年份也存在此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缓刑适用的不规范以及量刑情节认定和适用的不规范导致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量刑明显偏轻,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削弱了惩治腐败的震慑力;裁判文书普遍缺乏量刑说理,忽视了量刑结论程序上的正当性。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数额与情节关系的不明确导致法官在适用时出现混乱;轻罪与重罪法定刑之间的幅度和梯次之间缺乏科学合理的划分;量刑规范方法的缺失以及量刑监督不到位使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司法适用中产生偏差;受贿罪的量刑受到了法外因素的干扰,法官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识片面,在量刑时过于注重宽缓的一面。基于腐败犯罪的现状,必须制定统一的受贿罪量刑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数额与情节的关系,在情节规定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仍坚持以数额作为主要的量刑依据;规范量刑情节的认定和适用;细化缓刑适用条件,严格把握受贿罪缓刑的适用;对量刑过程、量刑结果加强监督,提出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充分发挥抗诉权在量刑监督方面的作用;更加注重判决书的量刑说理,详细说明情节对量刑的影响,以此来实现受贿罪量刑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