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刘震云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道路,其小说创作一直在求新、求变。从早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塔铺》,到后来被称为“零度情感”叙事的“新写实”小说《单位》、《一地鸡毛》、《官人》等作品,再到之后的“新历史”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温故一九四二》等,刘震云一直走在小说艺术创作道路的前列。新世纪以来,刘震云分别创作了《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六部作品。除了《一腔废话》仍然延续着刘震云以往“新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极具寓言化、狂欢化的特质,其余五部小说则是刘震云创作向现实主义风格转变的体现。事实上,这些作品并非是对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简单回归,其思想内容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形式的创新性,都表现出对其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极大超越。本文主要通过对刘震云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主旨及叙事手法的分析,探讨作家如何在民间话语、大众文化话语(消费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三者之间进行平衡、融合,以表现作家对日常本土经验的独特发现,发掘隐藏于其背后的生活逻辑的复杂性,并最终指向对人自身的关注与思考,表现人具有普遍性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同时,其独特的叙事艺术策略对其叙事主题内容表达也有着难以替代的效用,因而,其小说叙事策略也是本文分析的要点。本文第一章主要论述刘震云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概况。总体而言,刘震云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是民间话语、精英知识分子话语、大众文化话语(消费话语)三种话语的融汇。首先,刘震云选择“民间立场”,是其在故乡乡土经验及地域文化影响下,并在创作中不断调整叙事姿态的结果。刘震云立足于民间,以自身敏锐的观察力,发掘了底层农民身上常被忽视的精神特质。作家以精准的笔调,让底层农民发出自身强有力的声音,表达其强烈的精神诉求,很显然是对民间话语的凸显。同时,刘震云以民间日常生活琐事为书写对象,探求以往被宏大历史所忽略的日常生活逻辑,极具思辨意味。作品《手机》、《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以此类事件为素材进行的创作。另外,小说往往由日常生活琐事不断延伸、变异,最终演变成官场贪腐等社会大事件,表现民间日常逻辑与官场逻辑间的错位与冲突,同时对官员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异化给予了同情。小说《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就是对此类事件的叙述。但从本质上来看,民间叙事立场是知识分子话语的另类言说。其次,都市大众文化对刘震云新世纪小说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其小说整体的反讽、戏谑的叙事风格上。不过,走向大众文化是刘震云贴近生活现实进行书写的体现,其创作也并未丢掉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及思想深度。作家能透过世俗人生而对人进行形而上意味的思索,体现出作家思想的超越性和视野的开阔。本文第二章,主要论述刘震云新世纪以来小说的文化意蕴。首先,在对城市、乡村的双重放逐方面,小说表现城市生活中工具理性对于人的异化的关切,底层来自乡村的农民身上也有着属于乡村的丑恶面,因而作者表现出一种现代化焦虑。《一句顶一万句》以直面现实的方式消解了其现代化焦虑。其次,在对权力进行讽喻化书写上,表现出对于处于权力体制中的官员的同情,也对底层群众的反抗性给予了关照。最后,在对民间个体对自我存在的焦虑上,小说主要以“说话”这一日常行为为描写对象,以表现人与人交流的隔膜。本文第三章,主要分析的是刘震云新世纪以来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重复性叙事、民间化叙事语言四个方面来分析叙事手法对于表达小说主题文化意蕴的意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