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投资中的腐败问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愈演愈烈。据估计,全球范围内每年大约支付1万亿美元的贿赂,这使得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将腐败视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头号公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SID”)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仲裁机构。近年来在ICSID仲裁中东道国提出腐败抗辩越来越普遍。腐败抗辩具有防御性的功能,当投资者的投资是通过腐败行为获得时,东道国可以提出腐败抗辩来阻碍投资者请求权的实现。在ICSID仲裁中,对于东道国的腐败抗辩,仲裁庭通常会以涉腐投资不具有合法性为理由裁定对涉腐投资不具有管辖权。仲裁庭的裁决倾向引发了很多争议。首先,《华盛顿公约》对于仲裁庭是否可以管辖涉腐投资具有模糊性。其次,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合法性”条款对于涉腐投资的管辖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仲裁庭对于涉腐投资拒绝行使管辖权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了管辖权争议外,东道国的腐败抗辩还引起了腐败责任归属争议。由于贿赂行为具有双向性,投资者的贿赂很多情形下是由于东道国公职人员的索贿。为此,投资者通常主张东道国应当对其公职人员的索贿行为承担国家责任。而ICSID仲裁庭当前倾向于认为公职人员的索贿行为是为其私利而非为国家,因此公职人员索贿行为产生的责任不应归于国家。仲裁庭的这一裁决倾向同样引发了很多争议。索贿虽然不在公职人员的职责范围内,但是公职人员以其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索贿,根据《关于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可以认定为是种逾越权限的国家行为。另外公职人员的索贿行为违反了双边投资协定里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规定的国际义务,因此该行为应当归因于国家。仲裁庭对于腐败抗辩的裁决倾向过于偏向保护东道国的利益,导致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失衡。一方面使东道国实质上获得了不当得利,另一方面也会误导东道国的反腐败政策。面对这一困境,仲裁庭可以引入过错分配原则,在充分考虑投资者与东道国在腐败行为中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的基础上作出更加公正的裁决。随着中国不断鼓励企业“走出去”并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遇到的腐败风险也逐渐增大。为此,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为应对东道国的腐败抗辩应当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面对东道国的腐败抗辩,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前要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调查使后续的投资行为符合东道国的法律规定。如遇到东道国公职人员的索贿应注重证据的保留并提出相应指控。中国政府应该在订立BIT时就明确腐败争议的可仲裁性以及东道国的反腐败义务和参与腐败的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