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要素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份额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并延续至今，这种持续性的变化已经很难用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也违背了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关于要素份额相对稳定的所谓“卡尔多”事实，因此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我国现有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测量问题、变动成因的解释以及变动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其中，劳动报酬份额变动成因的研究所受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是关于测量问题的争论；相比之下，关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经济影响的研究较少，且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各种判断基本上都缺乏经验实证结果的支撑。　　劳动报酬份额变动成因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够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引发的经济后果做到“心中有数”的话，即使能够清楚掌握并控制影响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各种因素，也很难达到改善现实经济状况的目的。当前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趋势虽然对居民消费和收入分配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它与我国经济的高增长的相关性不容忽视，既要强调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对扩大居民消费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益处，同时也必须要关注这项政策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只有充分掌握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对相关经济变量的影响机理和程度，才有可能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收益最大化。此外，由于经济系统各部分总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于劳动报酬份额对其他经济变量影响的研究很可能为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成因分析以及如何改变其下降趋势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深入讨论了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测量问题，在对其进行了必要调整的基础上，以新古典要素分配理论为基本框架，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所引发的若干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1)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公平发展目标的关系。本文第4章利用基尼系数按收入来源分解的方法建立了以劳动报酬份额为解释变量、基尼系数为被解释变量的数学关系表达式，并通过变参数模型——状态空间模型对两个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与基尼系数之间一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当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时，基尼系数的取值会上升;反之，当劳动报酬份额上升时，基尼系数的取值将有所下降。由于基尼系数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因此可以认为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将有助于改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2)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价格水平的关系。在本文第5章中，作者从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角度研究了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利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以及国家统计局历年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测算了三次产业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从研究结果来看，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确实会对通货膨胀形成一定的正冲击，但是不同产业部门要素分配结构的变动对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冲击大小是有区别的，影响最大的是第一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劳动报酬份额变动所造成的影响最小。　　(3)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效率发展目标的关系。在本文中，效率发展目标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速度，二是人民物质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前者与GDP增长率相对应，后者与居民消费增长率相对应。本文第6章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两方面效率发展目标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一方面，作者以卡尔多模型为基础建立的劳动报酬份额与居民消费率的模型显示，居民消费率受到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而两者的相关系数由资本和劳动的储蓄倾向之差来反映，只要资本的储蓄倾向大于劳动报酬的储蓄倾向，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就能够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费率。另一方面，作者由新古典均衡增长模型推导出经济增长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模型显示，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关键在于技术进步的类型。如果技术进步类型属于劳动增强型，并且足以抵消资本深化的影响，那么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在促进居民消费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不过遗憾的是，利用VAR模型对居民消费率、GDP对数值和劳动报酬份额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现阶段提高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对居民消费率有正效应，但短期内对GDP增长具有负面影响。　　在研究了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若干经济后果之后，作者进而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结构特征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成因进行研究。　　第7章的研究表明，产业间变动效应和产业内变动效应都是影响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前者代表了工业化进程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后者则代表了技术进步方式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农业地租收入的流失，农业劳动报酬份额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明显偏高，与世界多数国家相比也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受由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移的工业化过程的影响，我国劳动报酬份额总体呈现下滑的趋势。与产业间变动相比，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产业内变动效应代表的经济意义更为复杂。它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阶段，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有不断被强化的趋势，故变动效应呈现出以正效应为主的周期性波动;90中期以后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确立，在强制性技术变迁的影响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逐步弱化，从而引起了产业内变动效应由以正效应为主向以负效应为主的一个转化。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负的产业内变动效应代表了强制性技术变迁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第8章对强制性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机理做了进一步阐述和研究。对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生产技术在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要实现技术进步只能通过自主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是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的创造性的贡献要大于资本的贡献，因此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类型主要是劳动增强型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以技术引进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方式，考虑到技术引进的时间成本和方式，其技术进步类型主要以资本增强型为主。对于我国而言，国家强控制力的存在大大缩短了国内资本的积累时间，并充分发挥出我国人口大国的市场资源效应，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强制性技术变迁的进程，使得我国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特征较之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根据新古典分配理论，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将使劳动报酬份额有下降的趋势。这就解释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以及产业内效应以负效应为主的现象。　　本文的研究成果表明，要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改善我国的初次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份额，需要一个设计精巧的结构化政策体系来配合，而强调技术进步方式由主要依靠引进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转变是整个政策体系的核心;强调不同部门的有序推进和相互配合是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保障。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经过作者独立思考，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1)在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下，劳动报酬份额有天然的下降趋势，而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的各种努力将很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相反，在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下，劳动报酬份额有着天然的上升趋势，并且提高劳动报酬份额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今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管理应以加快实现技术进步类型由资本增强型向劳动增强型转化为核心。(2)在中间投入增长率等于资本收入增长率的假设条件下，以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为基础推导了某部门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对价格总水平（通货膨胀）的影响模型，结论是第一产业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正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主要沿用的仍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只作为外生变量单独考虑，理论创新性有待加强;受国外数据不易获取的限制，本文关于发展中国家受强制性技术变迁的影响，技术进步以资本增强型为主，并对劳动报酬产生影响的观点，无法通过国际比较予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