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决策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也是民主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解决公众对科技决策的信任危机和科技决策的民主化问题，西方国家陆续开始探索让公众参与决策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公共性事务的方式，丹麦的共识会议就是其中的典型，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重视和推广。据Loka Institute(美国)的一份截止到200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有16个国家，至少共举办了46次共识会议，议题包括转基因食品、环境问题等许多方面。　　 共识会议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其所存在的社会背景。随着公众理解科学的深入，“缺失模型”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公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是科学知识的共同塑造和主动建构者。所谓“理解”，不再是科学知识的单向流动过程，而是科学家和公众的双向、互动的交流。　　 本文在科学传播模式演变的过程中，系统地分析了西方国家共识会议制度的社会背景、理论基础、组织结构、运作程序、重要意义以及存在问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且采用了实证研究。同时，对我国科技政策体制的特殊性，本文还对加强我国公众参与决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