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前教育自1995年开始出现“学前三年入园率”及“在园儿童数”将近十年的下降以来,“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逐渐显现,并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这成为了我国学前教育领域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从浅表层次看,“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缘于我国学前教育产品数量的供给、质量的供给、供给的结构未有效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供需均衡的水平不高。从深层次看,“入园难、入园贵”所表现的供不应求问题,在于近二十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宏观制度环境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明显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世界学前教育制度变迁方向不同向或不同步,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供不应求。改革开放30余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使进入“小康”社会的人们对学前教育需求的质和量均大幅提升；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等弱势地区的弱化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增加学前教育的公共供给,并使学前教育公共供给体现公平,实现均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学前教育的公共性不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强、公共制度不完善,制约了学前教育的有效供给,急需优化学前教育供给制度。论文以问题为导向,以供需均衡理论为视角,结合公共产品理论、科学发展理论,着重研究我国如何通过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优化,促进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需均衡达到更高的水平。通过对国际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和规律的文献考察,分析揭示出世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发展经历了供给制度空缺阶段、公共供给制度产生阶段、市场化供给的制度增加阶段、政府主导供给的制度强化阶段等四个阶段；世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呈现出各国更加重视立法和规划、更加强化公共供给制度、更加注重发展的民主化、更加重视提高保教质量、更加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更加重视提高普及程度等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世界学前教育的产品性质由私人自主供给的产品逐步转变为制度化供给的公共产品,学前教育供给中的政府主导作用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各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表现出了差异性。通过深入分析,论文发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演进、公共制度完善是世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促使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给对增长的需求不断作出反应或回应,推动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需均衡水平螺旋式上升,促进学前教育产品的供需均衡水平也螺旋式上升。通过对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发展状况的考察,揭示出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近代和现代两个主要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供给制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逐步增强、受国内外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较大等特点。我国学前教育产品的政府主导、制度化供给的公共产品属性增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需求很大,供给不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凸显。产生此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学前教育财政支出不足和不均,学前教育供不应求、供需均衡水平不高,而深层原因是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供不应求,且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效用受供需主体行为取向的影响,根本的影响因素则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社会进步的滞后性、不良文化的制约性、公共制度的不完善。论文通过对川南Y市学前教育供给状况和供给制度需求状况的调查,指出学前教育产品供不应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供不应求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共性。通过数据对比和数理分析,发现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变化确实对学前教育供给规模有显著影响；通过对2012年各省市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比例的聚类分析,发现一些省市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变化确实没有与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同向同步,使学前教育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比较严重。论文据此认为,我国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需要以不断增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为基础,在改善宏观制度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对学前教育供给制度进行同向同步的改革和创新,使其走上制度优化的道路,促进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需均衡达到更高的水平。基本思路是：顺应国际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趋势,顺应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既定方向,并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步伐保持相对的同向性和同步性。以此为思路的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创新性改革,应该以增加学前教育的制度化供给为目标,在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安排方面,强化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完善公共供给制度,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和主导作用。通过健全政府主导的制度化供给的制度体系,既保证公共供给重点用于保基本、抓普及、补短板、增公平、促均衡,又能充分引导和规范市场供给。论文在提出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优化重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未来学前教育供给制度框架体系,设计了三个层次的框架体系：第一层次,法律制度；第二层次,发展规划；第三层次,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