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史的两大叙事体例于唐宋时臻于成熟:一是借用正史体例的艺术通史,二是传衍稗史志怪的私人艺术笔记。由于宋代及以后,以个人见闻、微观叙事见长的艺术笔记,无论是数量,还是学术影响力,都远超体现宏大历史叙事意识的艺术通史。因此,通过著述家及其文本案例,追问艺术史微观叙事勃兴的现象、缘由与价值,就是重审传统艺术史学的一个重要角度。作为著述家,米芾既参与过官方艺术通史的编撰,也因其自由、多变而具创见的五本笔记闻名于史。通过对其生平及著述的考察,论文认为,米芾在宋前艺术著述的基础上,思考艺术著述的写作体例和艺术史论研究中的叙事对象问题,放弃了以朝代为类目、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宏观“叙史”品评体例,逐渐建构起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米芾之所以关注和聚焦亲见目历的艺术作品,是有其现实的考量。在他看来,艺术著史传统发展到北宋,其一,“按史发论”的写作体例是“徒欺后人”;他一,晋唐时期的艺术论题已落后于宋代文人的理论高度和审美要求。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着眼于对所见艺术作品的形制、内容、样貌、技巧、辨伪、流传与收藏等具体问题为对象进行微观叙事,进而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叙事转向:从以艺术家为中心到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目的转向、从为艺术家作传到对艺术作品本身进行品鉴活动的内容转向、从文学性语言到纪实性语言的语言转向;同时,米芾承接晋唐以来艺术史论的核心论题,以个人化、微观化的叙事手法重建“古法追寻与历史新见”、“妙物真性与品鉴心得”、“清玩之致与生命精神”三个论题。米芾对古法的追寻,实质上是对艺术传统及其历史脉络的探究;对妙物真性的赏品,是对艺术作品美学意义的判断;对清玩之物的喜好与言说,是对艺术家个体生命精神的贯彻。米芾对晋唐艺术论题的见解阐述,赋予了各论题新的内涵和理论维度,具有继承性和开创性。米芾的微观叙事模式,不仅是唐宋艺术史论传统的一个新发展,而且在当时和后世的不断充实和丰富中成为元、明、清艺术著述家使用的主要著史方式;而他对晋唐艺术论题的探讨,成为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艺术价值观的重要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