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五国的著作权立法首创延伸集体管理制度，该制度允许集体管理组织在特定情况下对非会员权利人的作品进行管理。该制度在解决海量使用作品方面行之有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了解决作品大量授权的问题，北欧各国将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作为强制许可和法定许可等非自愿许可的制度替代品，这与北欧社会的特定环境密切相关。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过程中，立法者试图将著作权延伸管理制度移植到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中。但在国家版权局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第一稿时，其中的第60条和第70条就引发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极大关注和广泛的讨论。以音乐作品权利人为代表的著作权权利人将该制度视为垄断机构攫取利益的制度设计。一时间，对该制度批评不断，所谓权利人利益“被代表”之声四起。著作权延伸集体管理制度本身实际是解决海量许可问题方面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运行良好的著作权延伸管理制度不论对于权利人还是使用者而言都是突破许可困境的有利的武器。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北欧不尽相同，但在也出现了实践上的需求。特别在卡拉OK点唱领域内尤为如此。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广泛的法定许可且集体管理组织不够完善的背景下，应放弃宽泛的延伸性集体许可规则，仅规定特定领域使用作品可适用延伸性集体许可制度。因此，立法者应该鼓励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交换，以达成适用范围上的共识。同时，须明确著作权延伸性集体许可的权利限制属性，具体制度的构建应符合国际条约的基本精神。因此，在移植著作权延伸管理制度时，首先应当充分分析该制度，完整地移植，并考量不同的社会背景，避免南橘北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