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翻译中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命题——创造性叛逆。本文重新定义了这一命题，认为它既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又是译者的翻译策略，是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目标下，运用主观努力，从结构、内容和审美效果方面对原文进行解释和重新构建，从而在客观上导致译文偏离原文、源文化或者译入语文化。本文将由于译者的疏忽、不负责任或者能力不足造成的误译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因为本文作者认为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译者的主观努力得到改观，因而不属于译者的创造范畴。在我国翻译研究中，仅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其走进了死胡同，翻译需要跨学科研究。符号学作为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型学科，能用来分析社会与文化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种种符号现象。它是分析翻译现象最全面的体系，能够全面系统地描写翻译的语言与非语言因素，并能对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某些悬而未决的争论问题提供新的观察角度。本文运用以研究一切交际形式为范围的广义符号学理论，尤其是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提出的符号的三种意义的理论，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中的一种或多种意义不对应、甚至冲突的结果。译者为解决这些问题，选择最突出、最重要的一种或几种意义进行传达，而同时舍弃或者弱化其他意义。同时，本文对创造性叛逆的价值、局限和限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对于促进两种文化、文学作品的传播以及体现译者的作用的意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翻译中的焦点问题。本文也指出了创造性并非万能，指出其在翻译中的局限，并进一步说明，译者在运用创造性叛逆的时候要关注其限度，要有限度地运用这一特殊翻译策略，避免影响文化和作品的传播，从而使其为成功的文学翻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