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裁定（Advance Tax Ruling）作为发源于瑞典的舶来品,是国家为了应对税法体制的不完善、增强税法的适用性而做的行政性解释。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早已建立了税收事先裁定制度,虽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具体制度存在差异性,但在制度目的和本质方面具有同一性。换言之,亦即,事先裁定制度符合税收征管体制的国际化潮流趋势。反观我国的法治状况,我国预约裁定的雏形起源于1998年的“预约定价制度”,之后实践中发展出了“税收遵从协议”的形式,以及国家以试点的形式开展税收事前裁定。直到2015年《征求意见稿》的出台,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提出要引入事先裁定制度,但遗憾的是,最终稿删除了这一条。归结起来,在于我国对于制度的配套设施如何设置还未达成共识,因此,阻碍了立法层面的制度引入。纵观我国现阶段的税收法治发展状况,引入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不仅使大多数企业的需求性得以满足,亦是推进我国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引入事先裁定制度的观念没有争议,因此本文需要重点探讨的是相应的制度设计问题。我国目前并没有立法位阶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而是以规范性文件和实践试点的方式呈现,并呈现出事先性、特定性、确定性和本质性的特征,从而造成实践中面临诸多难以协调的问题,包括事先裁定主体不明确、适用事项范围模糊、相关程序制度的缺位、裁决结果缺乏可救济性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的理论基础研究薄弱,还未厘清税收事先裁定的法律属性是什么。本文通过价值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深入剖析了其本质,认为事先裁定的法律属性应为行政允诺。在此基础上,分析出我国的税收事先裁定模式应当采用行政模式,并提出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首先,在裁定主体方面,应明确国家税务机关为裁决主体;其次,应以正面概括与反面列举相结合的方式界定适用范围,以确保税收事先裁定的确定性;再次,应设置严格的事先裁定程序,只有程序与实体相结合才能保障制度的公平;最后,应秉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增加相应的救济程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