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行政协议方面的行政优益权行为的合法审查进行了确认。在行政优益权的司法实践中,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行使是存在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虽然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创设了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条件,但该条件并不清晰,不易于操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限制问题。文章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明对限制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进行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单方解除权的研究现状,提出四种研究方法与两方面可能有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限制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理据。明确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协议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的目的,基于行政协议具有的公法属性和公共利益优先的考量应赋予其单方解除权,但以防止权力的滥用,确保行政协议目的的顺利实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亦要对单方解除权进行限制。第三部分主要是对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限制机制的适用困境进行分析。首先,以刘遂成诉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案为切入点,得出个案中法院实际上误用了单方解除权行使的前提条件,且未对解除权进行效力性审查,仅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判断行政机关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效力不充分的结论。其次,透过司法实践窥探出,单方解除权的行使在实体要件上存在适用标准多元化、补偿行为的实施主体不明确;在程序要件上,行使的程序标准不统一;在司法审查规则方面,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与审查方式不明确的问题。最后,进行成因分析。归根结底是因为单方解除权在适用上受到了行政机关双重身份属性、权力来源方式不明确、司法实践对公共利益认识不统一的影响。第四部分为限制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完善进路。要破除单方解除权的适用困境,完善对单方解除权的限制,要求在立法上对实体规范进行完善,程序上规范行政机关通过合理的程序控制行使单方解除权,司法上完善司法机关对单方解除权的司法审查规则,三方配合,以规范限制单方解除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