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破产启动难是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务界的疑难问题。这其中的缘由众多,但主要原因大致有二:第一,执行程序由于其固有的弊端不能及时过滤掉市场主体,使得诸多不能清偿债务的企业法人即使不能履行民事义务也能继续存在;第二,囿于司法现状、法律意识以及法律制度等众多因素的限制,这些案件相当一部分不能引流到破产程序,导致大量执行不能的案件堆积到全国各地法院,极大的消耗了司法资源。为解决上述问题,执行转破产制度应运而生。然而,该制度目前仍然处于不断调整的阶段,从实际效果来看,也不太尽如人意。此时,应当从底层理论构架以及上层制度的搭建等多方面加强对其进行完善,使得符合破产情形但执行不能的案件能够以破产的方式退出经济市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良好运行。本文以“执转破”制度的内在价值为基础,通过五个部分来深入论证和探究其实践价值及执行程序与破产制度二者相结合后的司法效益,从而为“执转破”制度的进一步实施提供理论上的部分参考。同时,为进一步促进执行转破产衔接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从制度层面出发,深入剖析目前我国配套法律规范中的相关规定,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的“执转破”制度进行追本溯源,探究其运行方式,从而进一步优化执行转破产程序的相关规则。一般来讲,在破产制度中通常遵循债权人本位的处理原则,这就要求在执行转破产程序中也要秉承当事人主义的理念;然而,执行转破产程序是尊重社会公共利益前提下的产物,在仅由当事人自治不能解决执行困局之时,可以借鉴职权主义的运行理念。不仅如此,为推动执行程序与破产制度的有效衔接,还要针对其启动过程中的特殊性为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拓展其申请主体的外延,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市场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