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旨在研究以色列反恐战略,构建的分析框架包括以色列对恐怖主义和反恐的认知,反恐战略的目标,建立的反恐机制,运用反恐手段在国内外开展的反恐活动,对其效果进行评估和获得的启示。对恐怖主义及反恐的认知是以色列制定和实施反恐战略和政策的基础。1948年颁布的《预防恐怖主义条例》中对恐怖主义相关概念的界定是以色列反恐认知的起点,这个界定只强调了恐怖主义“暴力性”这一特性。以色列以此认定了反恐对象,形成了对恐怖主义威胁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地位的认知和相应反恐手段的认知。在不同时期以色列确定了不同的反恐对象。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巴解及其主要政治派别,80年代后,真主党、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相继成立,到90年代,以色列已完全把后者确定为反恐对象。因为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发生了五次战争,所以一直到90年代,国家生存的传统安全问题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主导地位,反恐占据附属地位。随着和平进程的展开,国家生存得到了保障,以色列逐渐把反恐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首位。强调“暴力性”的概念界定在认知框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最主要的就是把反恐认知为战争,相应采取军事化反恐手段。以色列认为其实施的反恐行动,包括军事行动、斩首行动、封锁边境等都是正当的。这是导致以色列反恐对象和规模扩大化的根源。基于认知,尤其是对反恐在不同时期国家安全战略中不同地位的认知,以色列分别设立了两个时期的反恐战略目标。反恐居从属地位时,反恐目标主要是从属于国家传统安全目标,打击认定的主要恐怖主义组织,使其不能威胁国家生存。20世纪90年代后,反恐逐渐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首位,不仅打击所认定的主要恐怖主义组织,保障国家和公民安全,而且还配合解决其它安全问题,即维护以色列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主动权,并打击地区敌对国家。为达到反恐目标,以色列在长期的反恐实践中构建了完善的反恐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情报和执行机构。这些机构既分工明确,又有顶层的统筹协调,达到了专业化和一体化的统一。反恐决策机构主要包括安全内阁和外交与军事委员会,其中前者也称为国家安全事务部长委员会,是反恐主要决策机关,后者则是反恐决策监督和批准机关。以色列的情报体系由多个各有分工的机构构成: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即摩萨德,主要负责以色列国外的各种秘密活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即阿穆恩,主要负责搜集和分析国外军事情报;国家安全总局,即辛贝特,主要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反恐的执行机构主要包括国防军、预备役部队、警察等直接参与具体反恐行动的机构。为了保持反恐各机构间的协调,以色列还专门设立了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局。以色列反恐决策、情报和执行机构及其间的协作组成的反恐机制在情报、军事、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和网络等方面采取多种反恐手段,比较有效地达成了反恐的目标。但总体上,以色列倾向于采用军事手段反恐,包括军事行动、斩首行动、构筑导弹防御系统、封锁边境等。以色列在利用国内资源反恐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国际反恐合作。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宣讲遭受的恐怖主义危害,利用国际社会提供的反恐合作机会,但又经常违背联合国的决议和国际法的准则。与美国的反恐合作是以色列国际反恐的基础,以色列从美国获得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反恐支持。同时以色列也与本地区较温和的国家以及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合作反恐,精心构建国际反恐合作网络。以色列反恐战略在实施上具有理念上先发制人、组织上协调有力、行动上重视技术等特点,这有利于以色列达成反恐目标。但其缺点也非常明显,偏重军事反恐手段使其国家形象受到破坏,而且反恐并没有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恐怖主义袭击仍然持续不断。从根本上说,这源于以色列反恐战略的困境:反恐规模扩大化和反恐战略的矛盾性。这意味着在相当长时间内以色列还会继续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以色列反恐战略的得失对其他国家反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需要有客观准确的反恐认知,确立适度的反恐目标;构建分工明确、协调有力的反恐机制;综合采取多种反恐手段,同时消除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成员实施恐怖活动的能力和动机;积极参与多领域的国际反恐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