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这是立法法自2000年制定以来的首次修改。此次立法法修改最大的亮点无疑是普遍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使得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再一次扩容。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对我国立法体制的重大调整,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在社会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地方民主法治建设、满足地方自主管理本地事务的需求。但,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也会加剧地方立法的固有困境,立法质量更加难以保障,维护法制统一的成本将成倍增加,立法无序、立法混乱现象更加频繁。有鉴于此,立法法在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同时,还为其设置了一道“闸门”——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由此,省级人大常委会获得了对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步骤和时间的确定权。本文主要从权力视角对省级人大常委会确定设区的市启动立法行为进行研究。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章从介绍立法法修改情况入手,分析赋予设区的市将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以及确定权对于问题的回应;第二章从理论角度对确定权予以审视,分析确定权对于确保有序启动立法、保障立法主体立法能力、维护法制统一的作用,将确定权定位于与国务院对较大市的批准权所不同的立法启动权、监督权,并对确定权进行合宪性、合理性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证省级人大常委会在行使确定权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确定权在行使过程中应当坚持法治、民主、公平原则,同时也要对立法法所规定的五个因素予以量化、标准化,并制定相应的程序。第四章分析了对确定权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提出本文重要的创新点——将“暂停权”纳入确定权的内容,以强化确定的价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