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验证了在员工的价值观与人生意义的关系中，时间导向所起的中介作用和组织情感承诺所起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通过对深圳市两家工厂和一家研究所中在职的356名员工的价值观、时间导向、工作承诺和人生意义(心理幸福感因素之一)进行考察，验证了时间导向对价值观和个体人生意义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这些中介作用包括，个体的权力距离价值观通过影响个体对宿命论导向的使用频率和使用偏好，而影响了个体的人生意义自我评价；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通过影响个体对将来导向的使用频率和使用偏好，而影响了个体对自我人生意义的评价。通过对上述中介作用的验证，本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解释个体价值观与幸福感的联系时，对上述联系的内在作用机制的忽视。以往研究往往只涉及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在幸福感不同因素上存在哪些差异，仅仅是现象的描述，并没有试图解释这种差异产生的具体机制。而本研究对时间导向的中介作用的探索正弥补了这一空缺。　　 本研究还验证了不同类型工作承诺对个体人生意义自我评价的预测作用是不同的。组织情感承诺与个体的人生意义呈正向关系，而组织持续承诺与人生意义的联系则是消极的。以往研究表明，工作承诺类型是工作承诺与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本研究也验证这一点，即不同类型工作承诺对人生意义的预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另外，本研究还验证了组织情感承诺对权力距离和个体人生意义自我评价的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一调节作用十分显著，甚至掩盖了权力距离对人生意义的主效应。这一调节作用表现在：组织情感承诺较低时，权力距离高的员工对人生意义的自我评价显著高于权力距离低的员工的人生意义自我评价；而组织情感承诺较高时，权力距离低的员工对人生意义的自我评价显著高于权力距离高的员工的人生意义自我评价。这一调节作用可以通过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Hofstede的文化价值框架理论，Zimbardo的时间导向理论，Ryff的心理幸福感理论，Meyer的工作承诺理论以及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为依据，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验证了时间导向对价值观和个体人生意义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情感承诺对权力距离和个体人生意义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