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非典型非法方法获取口供的合法性体现出刻意模糊的态度,使实务中缺乏对其直接裁判的依据。这体现了对侦讯利益的偏倚而未真确地将非典型非法口供视为应斟酌和裁量的对象,造成司法实践中非典型非法口供排除难的现状,折射出将口供与真实可靠性相联系就能够被接受而淡漠人权保障的理解误区。因此,应加强对被讯问者意志自由自愿性的关注。通过再认识口供自愿性原则背后的价值,以及西方法治国家运用口供自愿性原则以排除非典型非法口供的经验,以证实“自愿性”原则为引导的人权标准对口供排除的重要意义和可行性。通过梳理非典型非法方法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形态和特征以探求其对口供自愿性产生实质影响的界限,同时,分析我国非典型非法口供排除的现状,从而明确非典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确立的基本思路,即立法需确立口供自愿性原则,实务中构建以此原则为基础的非典型非法口供排除的基本步骤。同时,反观涉及非典型非法口供的案件中,我国法院对该类排非请求的回应态度,综合问题产生的原因,指出非典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运用中还应注意的两个基本问题,即肯定程序性裁判与实体性裁判的并列地位,以及辩方证明遵循自由证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