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开辟了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的新道路。一方面,传统金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不同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部分经济欠发达和偏远地区金融资源缺乏,金融需求难以满足。数字普惠金融贯彻包容性理论,将传统普惠金融无法顾及到的“长尾人群”覆盖进来,让各类市场主体可以更加便利、更加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有效弥补了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的不足,尤其是助力“三农”、中小微企业等关键领域的发展,有效提升了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水平,缩小了贫富差距和不同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社会更加公平。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境,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出口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品牌意识。中小微企业因信息不对称而面临融资约束难题,缺乏资金支持让初创期企业无法进行技术创新,因此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银行、线上信贷等途径为中小企业注入活力,精准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为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对产品技术升级保驾护航。本文在查阅和梳理与数字普惠金融,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文献之后。首先,从理论层面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出口技术的关系,并分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维度进行探讨,然后提出相应的假说;接下来,本文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发展情况和测算方法;最后,采用2011-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数字普惠金融维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效果,接着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果: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且表现出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明显,其次是西部地区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增加都会促进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中介效应则表明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路径。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我国应推动数字金融全方位发展、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提升企业创新研发动力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