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现代视听媒介以其“复制现实”的索引性自动机制,承载了在高速发展连结的现代世界中,人类想要更好地处理他者、处理自我与处理共同生活的希望,这典型地体现为以纪录电影为代表的纪实影像。但是,主流经典纪录电影史延循艺术史思路,倾向于描述纪录电影作为文化产物的形式与风格变迁,纪实影像研究也通常以客体化分析为主,而更多将媒介技术变迁仅作为历史语境及工具化手段的一部分。这既限制了纪录电影史的当代解释力与理论意义,也遮蔽了纪实影像研究对于媒介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从建构主义的媒介变迁视角出发,在经典纪录电影历史叙述基础上,结合文献梳理、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以现代视听媒介变迁的规律及其具体历程的视角重新加以阐释,说明在现代视听媒介技术变迁与生产量增长层面上,纪实影像对于现实世界的意义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在现代视听媒介的分离/客观化与整合/组织化双向运动之中,媒介对现实的表征本身——典型体现为纪实影像——所形成的秩序,深刻影响着人们如何接近与表达现实,形塑着现代社会。随着媒介表征的增长与加强,其秩序体现出不同趋势:从19世纪末20世纪头20年电影技术与工业初期作为“奇观”,到20世纪30-50年代电影与广播事业的组织化成熟发展时作为“节日”,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视听媒介崛起时作为“反思”,视听媒介表征的扩张在20世纪末电子媒介走向霸权顶峰时已经强大到作为对现实加以“建构”的秩序力量。进而到21世纪后以数字化、互联网为标志的当代媒介环境,视听媒介表征以作为“日常”的秩序深深根植于人类的表达与认知之中。而在这之中,纪实影像实践方式则从形成“奇观”的“个体复制”、汇聚成“节日”的“组织复制”、投注于“反思”的“机构复制”,到足以成就“建构”的“社会复制”,达到极大富足与过剩,来到当代“日常”中“个体复制”的回归。纪实影像既是特定媒介环境的产物,也是形成媒介表征秩序的主力:它正是技术与人类实践的互动建构的典型体现;现代视听媒介自身力量形成的特定媒介表征秩序,也在同时促进与框限纪实影像实践。从媒介变迁角度重述纪录电影史,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特定表征秩序与纪实影像实践之间的互动建构关系,继而重新认识纪实影像作为人与媒介共生进化的的当代意义。纪实影像从而不仅仅回应了以往的现代社会研究与媒介研究,更为这些研究的继续推进,以及在当下高度媒介化的世界图景中人们如何通过媒介练达地生存,持续带来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