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周易》一书有很深的渊源。司马迁父子受《易》于杨何,而其易学传授最终可追溯至孔子；司马迁的先人在先秦时期为周史,对《周易》的精通与使用是先秦史官的必备条件。因此,司马迁十分熟悉《周易》,《周易》是其写作《史记》的理论指导,同时《史记》中也对《周易》一书有许多记述。因此,将司马迁的史学与易学精神联系起来考察,对于深层次了解中国史学、更全面了解汉代易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易》与《史记》两书有许多有价值的互动之处。如《史记》体例中的简约文风、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分类的思想、通史的写作等均深受《周易》影响。而《史记》中司马迁对《周易》的一些记载在易学史上意义重大,如肯定伏羲作八卦、文王重卦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的《周易》成书过程。另外司马迁父子对《周易》的推崇也促进了以《易》为首的新六经顺序的形成。《周易》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司马迁重视对史学“天人之际”的考察,认为人事是与天关切对应的,提出考察史事要“推本天元,顺承厥意”,这与《周易》“三才”理论中人顺承天地的思想相符,《周易》反复申说“顺天”的道理,这正是司马迁从“天人之际”来考察历史的理论源头。司马迁同时在《史记》中推重人的作用,认为人自身的作为、尤其是人的德性对事情的结果有重要导向,这一思想源于《周易》的“人文”精神。司马迁还重视对“变”的考察,在《史记》中热情歌颂变革者,同时告诫人们要应时、应势而变；这些“变”的思想显然来源于《周易》：《周易》中满是对“变”的颂扬,满是对应时而动的强调。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中,还揭示历史变化的“物盛则衰”的规律、历史循环论的思想,这些变动的规律是对《周易》物极而反、“反复其道”的继承与应用。另外,司马迁史学中的秉笔直书的客观精神、大一统的史学追求等都与《周易》有较深的联系。司马迁不仅史学理论深受《周易》的影响,其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也无时不在践行着《周易》的人生智慧。司马迁早年为官勤勉、参与治理黄河、参与制定新的历法,皆是对《周易》广业利世之进取精神的践行。而李陵败降之后,司马迁眼见朝堂之上满是小人之言,以《周易》“致命遂志”的精神自励,而舍身进谏。获罪后,为保住生命写作史书,学习《周易·蹇》卦的精神,隐忍待机,而身受腐刑。其后,以文王演《易》为榜样,践行《周易》“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愤著书立说,终完成《史记》的写作。同时,司马迁游历求学等做为也受《周易》的影响。《周易》中满是古今不易的智慧,因此用《周易》作为认识的标尺,来观察历史很有裨益。司马迁在《史记》中便广泛用《周易》来观察、评价史事。举例而言,如其用《井》卦的九三爻辞说明楚怀王与屈原的故事,并讽刺楚怀王的昏庸不明；其用《周易》养贤的道理说明汉代封国楚、赵的衰亡；其用《周易》隐微的道理认识史事,点评春秋时代的弑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