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价格低廉、供给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的持续投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而骄人的成就。然而,近年来中国人口的低生育和老龄化引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以及政策上的导向,导致工人实际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而在劳动力短缺、工资快速上涨和企业向低成本地区迁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出现“去工业化”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在上述背景下,本文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进步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国工业企业面对外在的成本上升压力会不会被动提高生产率水平和技术水平,并由此催生中国工业结构转型机会?首先,本文基于新古典、新经济增长理论和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理论等经典理论,分析工资上涨对企业技术进步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且提出创新套利数理模型和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三地区两部门的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模型。然后,本文展开三方面的实证研究：第一,在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29个省市2000-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及分解的基础上,分析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和技术利用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二,利用2000-2010年中国29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地区劳动力成本变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强度、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第三,在空间经济学的产业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省市层面和城市层面,使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分析了省域和城市层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上涨幅度差异对于工业结构技术高端化的影响。由以上理论和实证结果可得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依赖于成本上升引致的国外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而且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自主创新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越来越显著。这表明,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和国际分工垂直化趋势下,中国工业企业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和尽快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加大了引进国外成熟技术的力度和R&D投入强度。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没有促进技术利用效率的提升,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工业存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不足、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等问题。(2)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低附加值企业在向成本较低地区迁移的同时,留存的企业加大了R&D投入强度,并且提高了研发产出效率,说明适当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有利于摆脱传统的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相对于中西部地区,面临更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东部企业表现出更大的创新性。(3)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国有所有制企业更多地以短期可见效的技术引进来规避成本上升压力,而忽略周期较长的自我研发创新。这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和委托代理导致的激励机制失灵所致,国有企业的短期化目标促使企业更多地以技术引进来促进技术水平的进步,这也是其在“政治身份”下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4)从对区域工资增长幅度的差异对29个省市层面和37个大中城市工业结构高端化的实证检验来看,工资的增长和增长幅度差异对于各省市、大中城市的工业结构技术高端化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这表明在工资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一方面各区域内产业资本流向了高端技术产业,并且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利润下滑“倒逼”微观企业加大了研发力度和技术引进力度,进而促使各区域的工业企业的技术等级和产业结构层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区域之间资本从东部地区流向了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低端行业向劳动成本较为低廉的中西部地区迁移,从而为东部赢得了“腾笼换鸟”的空间,迁入的企业对于中西部也是技术相对较高的企业,进而促使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工业的整体结构技术升级。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促使工业企业加大技术引进力度、机器设备更替速度和自我创新的投入力度,并且区域工资的差异也助推中国工业结构的技术高端化,并没有出现“去工业化”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形,说明适度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中国当下进行的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