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为了快速稳定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国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偏向型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导致农业与工商业、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扩大。本世纪以来,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的展开,城乡差距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阻碍,国家开始实行强农惠农政策,通过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因此,从过去财政支农和城乡发展差距的事实出发,研究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城乡差距的影响既可以拓展财政的相关理论,也可以为往后支农政策的调整优化提供些许参考。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城乡差距的影响路径有很多,本文选取了农业现代化这一中介,主要原因是财政支农的关键在于激发农民的增收潜力,达到“授人以渔”的效果,农业现代化就是符合这一指导思想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首先就财政支农对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使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2002-2020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农、农业现代化水平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事实分析,然后对“财政支农→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逻辑线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财政支农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和支出差距,并且农业现代化在其中的传导是显著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分别为23.10%、12.44%和18.81%。另外,对全国各省市根据东中西部以及是否为农业大省两个标准分别划分后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各分样本财政支农支出的总效应均显著且中部系数大于东部、西部,农业大省大于非农业大省;在城乡差距方面,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的作用为正,与预期相反;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具有显著的缩小差距效果,且中介效应占比均高于35%;农业大省在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支出差距方面的效果优于非农业大省,且中介效应占比远大于非农业大省。以上结果说明财政支农政策应当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式的全国一条路。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资金投入模式、优化支农支出的结构、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同时,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才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本文详细梳理了2002年以来国家的主要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合成农业现代化指数、并对“财政支农→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城乡收入差距”逻辑线进行机制和实证分析,在展示已有的强农惠农政策成效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