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调解能否得到广泛的应用关键在于和解协议是否具有执行力,即将生效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简称“《新加坡公约》”)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奠定了基础,但公约第五条允许各执行主管机关在某些情况下拒绝准予救济和解协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本文通过分析起草公约的专家组报告和其立法真意,发现公约条文是各国代表商议和争论的折中措辞,所以拒绝准予救济条款中存在着语义重叠、缺乏客观判断标准的问题,同时,拒绝准予救济条款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第五条十分相似,本文也对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发现虽部分案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两公约的适用范围和条文间的逻辑关系并不相同,因此,在适用《新加坡公约》拒绝准予救济条款时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笔者认为,在适用公约拒绝准予救济条款时,首先明确该条款的调整范围和拒绝准予救济条款的设置意义,对于不属于适用范围内的和解协议直接排除其适用《新加坡公约》,无需再依第五条拒绝准予救济;明确该条款设置的目的是缩小拒绝准予救济的范围,防止执行主管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其次,公约第五条依审查启动方式不同分为两款,分别是依当事人请求拒绝准予救济和依主管机关审查拒绝准予救济。依申请拒绝准予救济是公约的第一款内容,包括主体的适格性、和解协议与程序的正当性三方面内容,其一,在认定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时,要明确当事人无行为能力不仅包括其有无订立和解协议的能力,也包括其在执行阶段是否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否则将出现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条(b)项涵盖(a)项的逻辑问题。其二,和解协议不具有执行力的三项规定存在语义上的重叠,只有第五条第一款(b)项第一点涉及和解协议在其准据法中的法律效力认定,适用的准据法应选择使和解协议有效的法律,主管机关判断和解协议是否有约束力或终局力时应根据协议的具体条款或审查有无与和解协议相悖的仲裁裁决、法院判决来判断。其三,调解员的不当行为应与订立和解协议存在因果关系,对于调解员行为不当包括违反行为准则和未履行披露义务,未履行披露义务须导致当事方“产生正当怀疑”才可拒绝准予救济,主管机关在判断何为“正当”时可参照《IBA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中所列举之情形并依据调解会议记录这一客观证据进行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主管机关陷入其主观经验中。笔者还认为,依据公共政策拒绝准予救济和解协议时,可对违反国际性公共政策的和解协议拒绝准予救济;对于违反国内的公共政策的和解协议,要结合本国已有的判例和具体制度,审慎适用公共政策保留制度。各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其本国国内法认定某些商事争议不能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但在判定这些事项时,要考虑争议事项与主管机关所在地的关联程度,严格适用争议事项无法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