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由于新兴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市场监管力度的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频繁发生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如“隧道行为”‘掏空”现象,因此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就成为诸多领域和实务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诸多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关乎公司乃至整个资本市场兴旺与繁荣的关键。投资者保护问题之所以重要,这是因为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增加公司内部人掠夺投资者的成本,减少代理成本,保证公司运营和发展的质量与效率,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公司价值；良好的投资者保护是金融体系稳定和健全的基础,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金融体系就越发达,抗风险能力就越大；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健全公司内部机制,巩固金融体系基础,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在我国.由于特殊的股权结构和不完善的治理结构,加之目前尚待完善的法律体系,致使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尤其是对中小投资者的掠夺行为仍然相当严重。投资者的利益很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威胁：1、上市公司管理层钻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漏洞,披露虚假信息；2、大股东利用控股优势,掏空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甚至信誉；3、机构投资者利用专业技术和信息资金的优势操纵股价；4、中介机构为追求盈利为上市公司粉饰、包装,忽视其应有的社会服务职能。这些掠夺行为的诸多表现形式无不提醒着我们应高度重视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国外学者一般认为,投资者保护是指外部投资者防范内部人剥夺其权利的一套机制,并在理论上形成两种流派：法律论和契约论。法律论认为,法律是决定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其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而契约论认为,法律不重要,投资者不需要法律的保护,其可以通过和公司签汀契约来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其主张采用高度集中的外部投资者所有权,形成对管理层的有力约束,从而保护投资者；我国学者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在公司治理方面。何谓公司治理?它是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而发展起来的,通过制度安排来合理分配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司治理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以及利益关联方等多层次结构来实现,旨在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国际学者的研究相较我国更为成熟,但却未必适用。即便在同一国家同一法律体系下,由于公司治理环境的差异,不同公司之间投资者利益保护情况也会因公司的特点而有所不同。通常的研究要么是将投资者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抑或是只从控股股东的角度或只基于中小股东的角度探讨投资者保护情况。本文以股权多少为标准,将股东分为控股股东、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通常所讲的大股东包括控股股东,但在本文中却指控股股东以外的大股东。针对控股股东和大股东,本文涉及的中小股东主要是指不仅对公司不具有控制权并且由于持股比例低而对公司决策无法施加影响的股东。这三类股东不仅在持股上存在量的差异,在公司决策参与度上也有质的不同。因此,本文尝试在共同的制度环境下基于公司层面构建投资者利益保护指标评价体系,以形成一个较为权威比较全面的投资者保护指数,这为研究不同公司投资者利益保护差异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客观具体的量化指标。同时本文还通过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问题——代理问题,来研究公司层面的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有着何种关系。众所周知,投资者对企业投资,旨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基础上,实现资本的盈利和增值。但是,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下,风险和收益并存,资产的安全与盈利不可兼得。在此情况下,如何衡量投资者获取的回报并较好地权衡二者呢?本文认为单纯的净利润或是每股收益都只是简单地经济体现或是物质回报,而企业价值才是综合考虑资产安全性和盈利性后的最好选择。从时间价值来看,企业价值是已经实现的价值和未来将要实现的价值的综合反映。前者反映了资产盈利性的要求,而后者则体现了由于未来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安全性问题。因此,企业价值能够很好权衡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关系,进而反馈投资者保护的程度。国家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的托宾Q值与现金流比要高于投资者保护差的国家。因此,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存在密切联系。本文从微观角度,即公司治理的层面来印证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为公司在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之间搭建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南。综上分析,本文旨在从代理问题出发,从公司层面搭建投资者保护指标体系,并通过考察其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而反映影响企业价值的各层面的因素。通过相应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以期为投资者保护提供更为全面客观的现实依据。文章结构方面,本文先是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以区别于其他文献里这些概念的含义。接着从投资者保护现有的理论,即契约论和法律论两方面对投资者保护理论基础进行系统回顾,并对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在总结前人衡量投资者保护方法的基础上,归纳本文的研究脉络。系统的概念整理和文献综述是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背景和支撑。在构建公司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指标评价体系部分,本文将投资者进行明确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别的投资者选择能够并且显著影响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公司治理因素,由此搭建公司层面各类投资者保护指标体系。在进行指标筛选后,本文借鉴有关学者的相关研究方法,采用变异权数法为每类投资者保护指标赋予相应的权数,最终计算得出每类投资者保护的综合得分,作为衡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依据,为模型的构建中自变量的选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进行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时,本文以之前构建的每类投资者保护指数为解释变量。在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方面,本文没有选择常用的托宾Q值等指标,而是选择了既能代表企业已经实现的价值又能表示企业未来将要实现的企业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而企业价值的计算又是通过盈利性、盈利稳定性、营业增长率和股价四个因素得到。同时,为防止解释变量以外的因素对企业价值造成影响,本文还引入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周转率和资产增长率以及行业等控制变量。最终拟合出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模型,为实证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和模型铺垫。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回归时,选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09年沪深两市的非ST非金融行业的公司,使用统计软件SPSSs、Eviews和Excel,分别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了一元回归和多元回归,以考察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对回归结果进行详细分析,也验证研究假设是否符合预期。为考察实证回归的稳定情况,本文通过引入代理成本这一中间变量以进行稳定性检验,验证代理成本与企业价值以及三类投资者保护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通过检验,明确了投资者保护——代理成本——企业价值这一关系是否稳定可靠。本文还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分析了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投资者保护提出若干方面的建议。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认为,由于不同国家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不同,即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因此上市公司治理的内外部环境也就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影响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利益保护程度。而投资者保护又是源起于代理问题,通过公司治理最终又会反映企业价值。因此,基于代理问题这一本源研究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通过研究表明,基于公司层面的投资者保护的确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针对不同层面的投资者构建不同的保护体系,从而提高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