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侯孝贤的电影系列已成为亚洲电影的突出代表之一。台湾新电影运动结束后，侯孝贤从自传性的个人成长记忆中跳出来，不断地反思历史和当下，努力从日常生活细节或既有的文学传统中寻找素材，以一如既往的诚恳，秉承中国纪实美学的传统，为这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在努力开拓题材、尝试形式变化的同时，他始终以温厚、包容的态度和人文精神真诚地关注普通个体在社会历史政治变迁中的命运，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非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政治。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第一世界的传媒文化正以空前强大的历史阉割力对第三世界文化进行着一种文化掠夺和文化挤压。近年来，研究电影文化在社会可能扮演的诸种角色，争取商业电影以外的“另一种电影”的生存空间，发展民族电影和民族文化已成为华语电影界的一个共同课题，我们发现侯孝贤对生命本真的热爱与尊重以及对纪实美学传统的坚持是一种可贵的“坚持”和“救赎”，对东方文化烛照下的美学形式的探索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本论文着重分析他在台湾新电影结束后创作的电影作品系列，纵向研究他在纪实风格上的“坚守”和美学形式上的“突围”，试图挖掘出独特影像风格背后的深层主题以及内在的文化精神。本文希望通过对台湾新电影运动后侯孝贤电影创作中体现纪实精神的层面进行梳理和挖掘，能提供给电影学习者或爱好者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能对转型社会中的中国电影的创作和研究带来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