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走向纵深发展的同时,现代性的诸种诟病不可避免地展现在中国民众相照面。尤其是“资本”的强大逻辑实质性地支配和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生存品质的畸变,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关切点。人们在对“高品质”的物质生活孜孜不倦的渴求之中,却一再迷失于各种虚假信息下的虚假消费的迷雾之中。无法满足的物质欲望的焦虑与有效精神世界支持的缺乏,让人们的心灵陷入迷茫和困惑。对于现代社会的病理诊断,埃里希·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可谓独树一帜,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性理论建构的宝贵思想资源。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曾经被称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精神分析学家,同时也是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之初,弗洛姆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作为有着精神分析背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理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人本主义哲学、社会心理学分析结合起来,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异化做出剖析,并试图为20世纪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发展做出理论上的回应。笔者认为,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生活,对弗洛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弗洛姆有着浓厚的宗教思想和精神分析的背景,受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宗旨的影响,汲取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养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想。弗洛姆作为一位颇具影响的大师,其思想有他的合理性和时代性。本论文选择“精神异化”的独特角度,对弗洛姆思想进行梳理,试图挖掘出弗洛姆思想的现实性。“异化”是一个老话题,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异化到费尔巴哈对宗教“彼岸世界”的批判,再到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的“劳动异化”的批判,异化思想最终演化为一个批判现实的利器。弗洛姆正是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认为20世纪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人死了”,人的精神丧失了,异化已是一个全社会各个阶层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的精神生活在物质消费主义、精神产业化的蚕食下彻底“异化”了。弗洛姆受人本主义人性论的影响,认为人在进化中意识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离自然这个原初的链接纽带却愈加遥远。由于这样的生存矛盾,人的精神在深层次是孤独而恐惧的。人源于自然又要超越自然的矛盾产生了五种精神需求,但主要是归属和超越的需求。社会制度设制和现实社会关系是人之为社会人解决此矛盾的现实条件,但在西方社会这些人性的精神需求被异化而满足。精神领域被异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总体的思想意识文化的虚假性、抽象性、趋同性、享有性；其次是人渴望和追索自由,但却获得了“消极的自由”或逃避自由,政治民主也充满了虚假泡沫；再次是精神心理异化,主要表现为“非创造性／非生产性”的病态社会性格加剧了人心理的扭曲,典型的“市场交换型”社会性格的“合理化”误导人以出卖自己人格为“成功”；最后是人的情爱关系的异化,现代西方社会人的种种社会关系都成为利益交换关系,人的心灵归属彻底沦为买卖关系。弗洛姆既重视人理性思维能力,又重视人的感性情感能力,倡导发挥人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关注人的自我完善,还强调“健全的社会”是人的完整、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那么人的困境的救治之道就在于个体在健全社会里发挥人作为完整的人所具有的自发创造性,形成“创造性／生产性”的社会性格,建立富有爱的社会关系和通过创造性活动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同时从计划经济、集体管理,积极自由、全民民主,艺术生存、宗教精神的多个角度全方位构建“健全的社会”,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提供条件。弗洛姆思想为我们观察当代世界和人类命运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也是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发展,应该成为我国现时代哲学社会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弗洛姆理论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正是以一种批判性研究的立场,希望发掘其理论的思想精华,借鉴其有价值的思想观念。中国社会在物质生活丰富之后,应更关注人的精神性生存,抛却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弘扬人性化文化,冷静对待西方消费文化；关注人的心理精神状态,培养健全的心理人格；加强文化艺术修养,发挥“信仰”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及社会批判理论可以在当代中国找到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