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三镇虽是割据型藩镇,但与中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依附性与游离性”的双重特点。中央和河朔三镇的关系在州级行政上有着直接的体现。笔者试以州的视角为切入点,在中央与藩镇不断博弈的形势下,探讨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支州的相关问题。首先,通过梳理唐后期河朔三镇的地理沿革,发现河朔三镇变化最为频繁的时期是大历(766-779)年间、建中(780-783)年间。宪宗时期三镇的统辖区域才稳定下来。河朔三镇的统辖区域的变化与朝廷对藩镇的政策紧密相关。同时,三镇内的州县隶属关系和州县等级也发生变化。尤其是,某些州成为团练州、防御州。再者,本文分析河朔三镇支州刺史时,在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河北道》及张天虹《<唐刺史考全编>补正——以河朔藩镇时期(763-907)的石刻资料为中心》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五位刺史。笔者以刺史的选任为着眼点分析河朔三镇支州刺史的特点。三镇在任命刺史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别。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选授方式上,都以藩帅自辟为主。在地域上,三镇刺史都有着本土化的倾向。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藩帅选择刺史的条件上,魏博藩帅比较重视文人的文化背景,对具有卓越才能之人尤为青睐。成德镇的“家镇”统治体制决定藩帅从其亲属中选择刺史,卢龙镇的支州刺史以藩帅亲属及本地高级军将家庭为主,对待外籍之人则较为看重其祖上是否有任职卢龙地区的经历。最后,虽然藩帅对刺史的控制力度比较大,但是刺史还拥有一定的职掌。在行政上,辩风正俗、教化百姓,稳定社会治安；在经济上,征收赋税及收集土贡；在军事上,掌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另外,卢龙镇的刺史经常进行刻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