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按时代分中唐、晚唐、五代三部分论述。 上编论述中唐时期诗学背景对文人词形成之的影响。 中唐是诗坛风气变化遽烈的时期，中唐诗人打破了盛唐诗歌典范，他们或者在诗歌中增添新的要素，或者攫取一个方面浓墨重彩，发扬光大，或者吸收其他文学体制中的要素，创立了新的诗歌范式，开辟了丰富多样的诗坛新貌，而词的诸多要素也在这场变革中以明晰的姿态进入文人的视野。 中唐时期唱和之风盛行，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前代，其创作环境、创作心态和作品的质性上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伴随这一系列变化中，唱和的场合亦成为文人词产生的温床。 中唐诗人李贺的诗歌中包含了“奇诡”和“秾艳”两种不同的质素，前者成为后世好奇好变的诗客追摹的对象，后者则往往为后世词人所借鉴。所以李贺诗歌的内质和词有相通处。 中唐文人词采用的词调较少，多为单调，多齐言，体制和近体诗接近，风格也与他们所作的五七律绝相似。在中唐文人的观念中，诗词的界限并不清晰。 论文中编讨论晚唐时期诗学背景下词体特征形成之过程。 晚唐诗人工于近体，追求形式之美，其中“温李”一派诗风绮密，在当时甚为风行，在形式上为词体的确立作了准备。而晚唐士风浮靡，文人和妓女交往甚密，为词体的流布提供了平台。此外，一些晚唐文人的性格气质中也已经具备了词人精微善感等特质，加上精通音乐的才能，便可兼诗人与词人两种身份。 温庭筠和李商隐两位诗人的诗作颇具声色之美，对词体风格形成有相当影响。李商隐的古体诗较少，较为晦涩，成就不及温庭筠；而温庭筠的古体诗则畅晓流丽，在声调的处理、表达方式和结构技巧上与他的词有共通处。就两人的近体诗而言，李商隐的作品除了藻丽精工外，对情感的执著和一些律句的组织结构都对词体有一定影响。而温庭筠的近体诗却与他的词风格迥异。 作为第一位着力写词的词人，温庭筠在词之体式的成立、词之取材的确定和词之意境的构成上均有奠基之功，使得词体从诗体中进一步分离出来。 韩偓的香奁诗在遣词造境上与词有相近之处，后世文人往往试图从中读出寄托之深意，而对温庭筠词的解读也有刻意深化的倾向。在小词创制之初，比兴手法的运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否上升到了寄托的高度则尚可斟酌。 论文下编讨论五代时期的诗词关系及词体特征的确立。 五代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下相差悬殊，这是由于创作环境的限制，诗词在言志和言情功用上不同的倾向和诗坛词场雅俗需求的不同造成的。 以韦庄词为代表的“花间别调”在内容和技法上都有向诗歌借鉴的痕迹，从而扩展了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是对温庭筠所建立的“花间”范式的补充。 词体在五代时期进一步演化，五代词人尝试更多的词牌，使得长短句、双调这一词体的基本样式得以确立。 南唐诗坛的清雅尚文的风气影响到李璟、李煜、冯延巳等词人的词作在词境的拓展和词格的提升上均有超越花间之处，从而完成了词体从乐工伶人之手到士大夫之手的递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