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是否可以被评价为盗窃罪,在学界形成了正反两派:肯定说与否定说。其中,肯定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现行刑法并没有采取财物与财产性利益二分的立法体例,对财物概念进行扩张解释以使得财产性利益直接被刑法条文所吸收,是刑法解释技巧的灵活运用。其次,我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财产”与具体财产罪条文中的“财物”只是表述有异而实质相同,财产性利益能够被“财产”容纳,就能被后者容纳。再次,从法益保护、客观解释及目的解释的角度,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能够地有效保护债权、知识产权等新型权利,也是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保持一致的必然要求。最后,这种客观解释、目的解释的方法并没有超越财物可能具有的文义射程,并不损害一般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因此也不会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支持否定说的学者对肯定说展开了反批判,具体而言,他们认为肯定说存在以下缺陷:其一,从宏观上看,将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罪的行为对象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性原则。财产性利益非但与财物存在着质的区别,贸然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概念的下位概念还会给整个财产概念的内部逻辑分类带来困难,使财产犯罪该章各罪名之间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明。其二,从微观上看,财产性利益本身并没有被当今学界争论出明晰的范围边界,单从利益本身的语义来看,它所指称的范畴是相当宽泛的。此外,在实务中,财产性利益还存在价值难以计算的操作困境。因此,不少学者主张,利益盗窃的行为完全可以依照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犯罪来处理。本文认同否定说的结论,只不过在论证路径上,主要从盗窃罪的行为结构着眼。这种观点又可称为构成要件说。构成要件说对于构成要件在盗窃罪行为对象之认定过程中的强调,既是对否定说的延续,也是对否定说的改造。从宏观上来讲,它捍卫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肯定说的观点,在立场上与否定说一致;从微观上来说,它回答了否定说无法解决的问题,将解决问题的核心从概念之争引向对盗窃罪之基本行为结构的讨论。盗窃罪的核心行为结构是“打破占有-建立新的占有”,若承认财产性利益也能成为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就是承认了纯粹规范化占有这一前提,其代价则是使盗窃罪丧失定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