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天下公器，原不以国为界，但各国因其国情不同，有所特别研究贡献，以求一科学中支派内容之充实，此则凡文化的国民所宜有事也。”①1926年梁启超的这番话，很大程度上是希望终止在“国学”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调和“国学”问题上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峙。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在进入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21世纪，凸现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呼声日益强烈。只要“地球村”还是一个哈贝马斯所谓的“未完成的计划”，民族主义仍是这个世界的基础。②因此，当代学者回顾中国20世纪的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更应该对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国学教育抱充分的“了解之同情”。 “对一般人而言，国粹、国学、国故这几个名词在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间大致为许多人互换使用(清季时一度流行的‘国魂’意思也相近)。”③虽然在民国时期在什么是国学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的开展。20世纪初梁启超拟办《国学报》未果，但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④立体地看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应该注意到，在五四后的高等教育“全盘西化”虽占主流，也还有力主“救学弊”的章太炎、马一浮等坚持书院讲学的倔强身影；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的中心北京大学的近邻清华园内，“国学研究院”的旗帜也曾高高飘扬，一流的国学大师会聚于此，登坛论教，使国学教育出现了难得的“少年气象”；再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悄然升温而今已渐成气候的“国学热”和“汉学热”，可以肯定地说，20世纪，并非“西学东渐”一枝独秀，21世纪的中国，国学教育恐怕也难以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挤到被遗忘的角落。 倘若从事中国近现代国学教育史的研究，梁启超无疑是最佳的切入点。教养、学识、才情、勤奋、毅力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促成了梁启超30岁就具备了对传统文化“从头说起”的魄力和胆识，他在这一年开始写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贯通今古、旁揽西学，把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演变写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文章的开始部分更是大气磅礴，如重槌击鼓，催人奋进：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日中华，曰印度，日安息，日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今试一游其墟，但有摩诃末遗裔铁骑蹂躏之迹，与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场耳。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於戏!美哉我国!於戏!伟大哉我国民!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 故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我国之学术思想，虽稍衰，然欧洲更甚。欧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罗马法耳，自余则暗无天日。欧洲以外更不必论。)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