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及发展受到法律界和其他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发现的多起冤假错案也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推向大众的视野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制度。2018年颁布施行的《监察法》第33条也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具有维护司法公正、保护人权、威摄违法取证行为等价值。但在监察工作中,监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诸多困境,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因此,需要对监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对策,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以及监察机关行使排除非法证据权力的部门,规定监察人员出庭作证等,就证据问题衔接好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充分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与价值。本文第一部分先简要阐述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过程、确立必要性以及确立的理论基础。该部分主要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产生发展路径、确立价值,以及立足的理论依据,包括保障人权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第二部分对我国监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相关介绍,包括监察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以及监察实务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实证。该部分先对监察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进行阐述及理念分析,并列举监察实务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并对其进行简要分析,以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工作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工作中适用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以前段中监察工作及法院判决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为引入点,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工作适用中的问题着手,重点探究监察程序中非法证据的范围规定不明、监察机关内部行使排除非法证据职能零散、被排除的监察证据是否随案移送、排除监察非法证据的启动程序规定不明、非法证据被排除后能否重新取证、监察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空白等问题。第四部分紧承上段对监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问题,分别对六个问题进行原因探究与分析:主要包括非法证据的难以认定、理论基础薄弱和实践经验匮乏、法律规定滞后和移送与否争论多、缺乏程序性操作规范、公平正义目的实现与实际施行的阻碍之间的矛盾、现有出庭作证制度的不健全及“其他人员”外延涵盖的可能性等原因。分别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以便更好地提出解决对策。第五部分针对监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工作适用中的健全和完善方法:从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整合监察机关各部门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能、明确监察证据重新取证的规定以及建立监察人员的出庭作证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