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政策是党和国家推行反腐败斗争、开展廉政建设工作的有力抓手,作为体系颇大的公共政策子群,其顺畅施行有赖于廉政政策的有效传播。在传统媒体时期,廉政政策被定位为文本性的政策文件,党政组织不仅是政策制定者,而且同时作为单一的“宣传者”身份出场。在传播范式上,遵循“压力型递推”的逻辑:政策文件沿着党政组织层级逐级下发,自上而下地形成中央核心指示到地方基层落实的政策传播“信息流”,各层级的报纸、杂志、期刊和电视广播等传统新闻媒体进一步强化宣传,最终惯以会议、报告、学习培训等形式实现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受制于传播技术水平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功能,这一时期廉政政策的传播呈现出以下样态:党政组织为传播主体中心,政策文件为传播内容载体,“压力型递推”为传播渠道路径,政策受众泛化、传播效果“混沌”。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壮大,尤其在新媒体形态快速衍化的背景下,宣传中心不断解构、传播技术对普通大众赋权,使得传统媒体时期的政策传播方式与现时传播环境的“不适之症”日益显现,在新媒体环境下探讨廉政政策传播过程与逻辑问题成为时下的重要议题。“廉洁广州”作为中共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官方的媒体传播平台,是广州市纪委监委宣传反腐倡廉工作动态、开展廉洁文化教育以及传播廉政政策的重要阵地,现已形成以新媒体传播为核心的全媒体矩阵,包括《廉洁广州导报》“廉洁广州聚焦”“新闻发布会”“廉洁广州在线”“廉洁广州微博”“廉洁广州微信”多个传播窗口。该矩阵为推动廉政政策传播做了十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廉政政策生动的实践写照。鉴于此,本文将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作为理论分析框架,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维度切入来剖析“廉洁广州”政策传播案例。由此发现:新媒体环境下的廉政政策传播方式有了很大转变,传播主体从“宣传者”跃迁到“传播者”,传播内容从“政策文本”革新为“信息推送”,传播渠道从“压力型递推”拓展到“全媒体矩阵”,传播受众从“政策受众”锚定为“用户粉丝”,传播效果从“静态验收”优化为“动态监测”。并以此案例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总结出新媒体环境下廉政政策的传播逻辑,即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协同化逻辑、传播内容的多样化与柔性化逻辑、传播渠道的多面化与融合化逻辑、传播受众的多类化与精准化逻辑、传播效果的多维化与可视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