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3日的济南事件,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件颇具转折意义的大事,也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的标志。对于这一牵动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学界已有较多研究,主要围绕蒋介石或南京政府的对日决策展开,以日本政府为视角的研究尚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田中内阁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挑起济南事件,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内政党政治下的朝野纷争,而这一纷争最终也促使了中日济案交涉的和平解决。尽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特殊的现象,并且有意以此为视角进行分析,但是囿于日文资料的不足,这些论述大多语焉不详。对于日本政潮的微观变化及其对中日交涉产生的动态影响,尚缺乏深入细致的剖析。本文以床次竹二郎为视角,通过梳理其在1928年前后的政治行为,从日本政潮与中国南北政府的互动关系,探析国民政府初期的内政外交。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旨趣及意义,尤其着重于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力图对济南事件这一成果丰富的问题进行辨析,探寻某些尚不为史学界关注的历史细节。主要围绕济案前后中日间政府交涉来展开。以蒋介石和田中义一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两国最高决策者的外交理念和应对办法。以床次竹二郎为视角,通过梳理蔡智堪事件、床次脱党、日本政潮这三个牵动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分析床次的政治动机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以床次访华行程为主线,一方面进行基础性的史实梳理,一面就床次与南北政府的互动关系探讨国民政府初期的内政外交情况结语,分析床次来华对于济南事件的促进作用,对床次访华这一事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通过梳理济南事件前后的中日交涉,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坚持外交的方式解决中日争端,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对日本政党政治的认识,床次访华则刚好满足了南北政府期望和平推翻田中内阁的希望。至于床次本人,确实怀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但是当他面对政治权力的诱惑时,仍然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对华强硬的态度。事实证明,依靠他国政党改善中日关系,并不能根本上解决中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