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被视为银行转移资产风险、扩大收入来源的有效方式。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国内外众多学者开始辩证看待资产证券化过程给银行经营带来的影响。本文从微观银行个体层面,探索信贷资产证券化对我国银行经营表现影响,该研究具备数据支撑与政策意义。我国资产证券化自2012年重启试点以来,出现井喷式增长。截至2016年底,从累计发行金额看,信贷资产证券化构成了整个资产证券化市场的59.01%。而银行又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发起人,占比84.71%。本研究政策建议能为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指明方向。如监管部门如何去提升资产证券化带给银行的正向影响,降低负面效应等。本文贡献在于创新地将资产证券化视作一种干预,将银行分组为首次证券化银行(处理组)和非证券化银行(控制组),首次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将2011年至2016年bankscope数据库银行年度经营数据与资产证券化官网统计数据结合,测度证券化对银行经营信用风险、流动性、盈利能力、监管资本、融资成本五方面净效应。PSM控制了基于可观测因素自选择偏差造成的内生性,DID进一步控制了不可观测固定效应引起的内生问题,PSM-DID方法能给出最可靠的实证结果。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证券化银行通常比非证券化银行资产规模更大,流动性更好且盈利能力更高,且盈利能力较高的原因来源于资产证券化带来的服务费等非利息收入。证券化银行的融资成本比非证券化银行稍高。PSM过程中Logit模型结果显著验证了提升资本充足率动因。结果显著表明资产规模越大、资产质量越高、盈利能力越强、流动性需求越大的银行证券化概率越大。匹配后的DID结果表明资产证券化仅能显著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释放出监管资本。实证发现资产证券化能从方向上降低银行风险、提升流动性和盈利能力,但是该作用不显著。也就是说,资产证券化银行在证券化后一年的表现与其没有选择证券化一年后的经营表现是相当的。本文最后针对我国实际银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证券化的正向效应未能显著发挥作用的原因,给出几点思考:一是本文两年窗口观察期较短,未能分析到证券化的时滞效应。二是基础资产的质量、信用增级方式,承销商的销售情况、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以及市场投资者的购买均与证券化的正效应是否能发挥密切相关。同时本文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