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风病是以卒然昏仆,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斜,语言蹇涩为主症的病证,病轻者可无昏仆、半身不遂而仅见肌肤麻木不仁、头昏头痛等症状。中风病主要是指西医的脑血管病,但并不局限于脑血管病。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次提出了中风病。中风病的成因,宋代以前皆主正虚邪中,即今日所谓的“外风”。金元时期,众医家认为中风病的主要病因是“内风”。虽然他们在治疗上各有创建,但是都继承了宋代以前的治疗方法。元·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风辨》中将中风病区分为“真中风”和“类中风”,他说：“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及其治疗,则认为疗“真中风”和“类中风”二法皆有道理,但不能混为一谈。问题是,王履所宗之三子并未摆脱前代以麻黄、桂枝、羌活、防风等风药治疗中风病的思路。因此,明代的张景岳对金元诸医家沿用续命汤类方疗“类中风”的奇怪现象提出了质疑。遗憾的是,张景岳并未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只是把前人的“类中风”改名为“非风”。自清代至今,除少数崇古派外,大部分医生已经摒弃了外风论,有的医生甚至欲彻底推翻前人对于中风病的理论及证治规律。高教授认为：中风病的病机为正虚邪中,其来也渐,其发也暴,没有必要强分为内风或者外风。高教授提出在脏腑阴阳气血逆乱基础上,六淫客邪与内生的风、寒、火、湿、郁、瘀、痰饮诸伏邪相合致病的观点从根本上解决了内、外风之争。他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对以续命汤类方、候氏黑散为代表的一系列防治中风病的高效方药作出了全新的诠释,并以显著的临床疗效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中风病发病时以脏腑阴阳气血升降逆乱的骤然加重为特点。其突发语言蹇涩,半身不遂,甚至猝倒无知诸症状符合“风掉眩”之象,故取象比类命名为中风病。因此,外风并非本病命名的依据。急性期应以恢复气机升降,透达、清解三焦火邪为重点。病情明显缓解后仍要注意驱邪以扶正,此时亦可将治疗的重心转向调理脏腑虚损。中风病的生成固然与以风为主导的六淫客邪有关,但患者的禀赋及脏腑内伤才是决定中风病病机的关键。这并不是说要以类中风为主,真中风为次,只要遵循以六经辨证为主的经典辩证,掌控好表里缓急,既可不受外风、内风及新中六淫客邪之约束。热性体质者,以肺肝心胃实热动风多见。寒性体质者,以脾肾阳虚导致气虚发热、郁火化风多见,这就使患者的色、脉、症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倘不仔细分析,极易误导我们对疾病的治疗。有鉴于此,高师在前人基础上,阐释了脾肾阳气亏虚导致气虚发热的机理,并就脾肾阳虚发热与中风病治疗的关系作出了深层次揭示。高师对脾肾虚损的这一探讨已经实质性的澄清了脾肾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对邓铁涛教授提出的“脾肾相关论”的完善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这一套系统及核心理论的提出不仅能丰富中风病的防治体系,更可贵的是它为诸多疑难杂症的辩证论治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