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绝大多数以古代散文原文为研究对象,鲜有对其译文进行研究。现存的对古代散文英译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着墨于古代散文的美学意义、散文的意象和意境的传递等方面,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古代散文语气翻译尚属空白。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隐喻视角出发,兼顾语料库方法及定量分析法,探讨《中国文学》(1951-1966)(英文版)中古代散文英译中情态隐喻和语气隐喻的改写情况,试图回答《中国文学》(1951-1966)(英文版)中人际隐喻改写情况的特点及原因两个问题。文章主要有以下三点发现:(1)隐喻改写的主要趋势是降低隐喻式所带来的理解难度,即保留一致式或将隐喻式改为一致式的比例占据主导;(2)隐喻改写中直接引语比例高,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一定作用;(3)50%的情态改写为客观隐性和客观显性,起到转移译者情态责任的作用。形成原因包括四点:(1)提升易读度。驱使《中国文学》诞生的主要动力是迫切要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国古代散文作品时,更多地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将“偏离了的”语气隐喻大范围地改写为一致式,实现语义层面和语法层面的一致,降低阅读难度、增加易读度;(2)塑造人物形象。直接引语直接涉及谈话双方,是塑造人物性格和形象的最典型手法之一。译者在译文中大量改变直接引语中的语气和情态隐喻,势必会对人物形象造成影响,从而引导读者对人物形象的理解;(3)转移情态责任。情态是译者或作者隐藏在文中的意图,但选择使用何种情态表达同样也体现译者和作者的个人态度。由于《中国文学》属于对外宣传的刊物,和国内文化策略有所不同,因而其选材上要尽量回避政治敏感问题,内容又要相当中性的、且意识形态不太鲜明的作品,因此选择更客观的情态表达形式,以回避译者的情态责任;(4)英汉两种语言的固有差异。英汉两种语言因其不同的语法结构与表达方式,在追求翻译对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对等。译文语气改写的另一个原因即汉语表达往往更注重意合,而英语更偏重形合。本文首次从人际隐喻视角探讨中国古代散文英译问题,期望本文的相关发现可以突破传统研究理念和研究焦点对古代散文英译研究的限制,为后来的中国古代散文英译研究以及情态隐喻研究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