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学知识分科为基础的现代学科体系之确立,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一项重要进程。它不仅决定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通过学科的叙事方式塑造着人们对于“过去”与“当下”的认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政”东渐成了这一阶段“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寻求富强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西方政治之学”的明确概念。然而,所谓“西方政治之学”的统一概念在当时的西方并不存在,国人的观念,乃是某种建基于自身认识条件的想象图景。后世学者又常常未加区别地沿用了其研究对象关于“西方政治学”的笼统看法,不自觉地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预设。如果说19世纪中叶的人们对“西政”所持的笼统看法,不容忽视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科的塑造。那么,当今学者在讨论“西政东渐”或“本土政治学史”时,仍沿用这样的看法,则消解了这一历史过程本身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与“西政东渐”主方的变动不居相对地,中国本土知识体系在晚清学术转型场景下用以接引西方政治之学的架构,也是复杂多样的。换言之,人们在援据本土知识结构安置西来的政治之学时,所找到的方式并不统一。传教士为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曾以经、史、子、集的传统典籍分类法来比附西学;康有为则援引《孟子》经义内“养民”、“教民”、“保民”的概念来解释西方政治之学,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又按照教、政、学三分法,赋予“政”特殊的位置;此后徐维则著《东西学书录》时,又直接受《皇朝经世文编》按朝廷机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来拆解“政”事之方式的影响。我们发现,晚清士人在西政东渐场景下,从本土丰富的知识分类传统中去寻找接引“西政”的架构时,基本上是各取所需式的。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应是由于中国传统中没有单一的知识分类法,或者说拥有过多的分类模式所致。 尽管“西方政治之学”及其本土接受方都不是清晰明确、固定统一的。但一个多世纪之前寻求富强的中国人笔端,却确实存在着一个有关“西政”的明确观念。在晚清学术转型的背景下,本土精英有关“西方政治之学”的观念,不仅集中体现了外来知识样式与本土文化背景之间广泛的互动关系,更通过学科谱系、学科史的确立等本土化活动,塑造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诸多重要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要展现晚清以来国人观念中的“西方政治学”图景,从而进入对中国现代“政治学”建立问题的讨论,则必须对其中几个重要的环节予以足够的关注。 首先,自19世纪中叶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知识进入国人视野以来,所谓“西方政治之学”的中国历程并非一以贯之,在“西政东渐”的各阶段之间实际上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