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占取得作为习惯法一直存续于我国民间，然现行立法之先占取得缺位，使得无主物权属纠纷案件往往同案不同判，彭州乌木案的爆发将先占取得立法制度确立与否和如何确立推向舆论顶点，笔者以此为契机，从彭州乌木案出发，通过案例分析方法和中外对比分析方法，阐述先占取得立法缺位的弊端，进而论证确立我国先占取得立法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并建议通过法律移植和本土借鉴确立适合国情的先占取得立法制度，即实现立法确立先占取得制度之目的，进而完善《物权法》体系，维护先占人权益。本文包括前言和正文两部分，正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打茅标案”、“陈益锡案”、“天价乌木案”引出同案不同判的根源在于先占取得立法缺位，确立先占取得法律制度具有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先占取得立法缺位现状及由此导致的司法实践之困境，得出现行立法下“乌木案”发生和难以依法判决的必然。第三部分，首先，简单阐述先占取得制度缘起和不同立法例之沿革；其次，从法律移植角度利用国外不同立法例分析乌木案，得二元主义适合解决乌木案之结论；再次，从先占取得本土资源角度分析乌木案，得合乎本土习惯法之先占制度为最优之结论。第四部分，从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现实可行性方面具体论述确立先占取得立法制度的价值和可行性。第五部分，从先占之主体、对象范围、具体构建三个方面阐述先占取得立法制度的具体建议。扩大先占主体至自然人、社会性公益组织等民事主体，增加“推定无主物”、“无主不动产”为先占对象范围，确立社会性公益组织先占取得“无主不动产”、“无主之动产遗产”等，都是本文创新及重点所在。第六部分，再次强调确立先占取得立法制度的重要性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