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特勒.叶芝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受人推崇,亦被人广泛研究的作家之一。正如艾略特所言,他之所以享有如此盛誉,是因为他个人的生平与这个时代的历史息息相关。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美学家到一个比肩于艾略特的现代主义者,叶芝领跑于这两个作家辈出的年代,并且与此同时为祖国爱尔兰的独立斗争奉献了他的热忱与文采。由于全世界范围内(包括爱尔兰)关于艺术,宗教,皇权,社会等级,性别与性等等的传统观念日趋动摇,随之而来的政治和文化动荡更是诗人关注的焦点。但叶芝的迷人之处也是他的难读之处:很少有读者对他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对他的作品进行公允的评价。于是,对叶芝的历史主义解读,便留下了不少空白。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解读甚至分析他的作品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并且颇有难度。这篇论文仅仅选择了一首叶芝流传颇广的一首小诗,是有其用意的:这首小诗不仅优美动人,享有盛誉,更重要的是它极富争议,从出版至今经受了成千上万的解读和误读。事实上,这篇论文大体上旨在误读,如果布鲁姆的关于影响即误读的理论得到成立的话。但在这篇文章里,布鲁姆的观点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强烈挑战,后者认为任何揭露、批判和反对的行为最终都会起用它所唾弃的工具并且沦为它所揭露的行径的附属物。在这里,“误读”是通过历史的哲学来进行的,而“焦虑”则是来自于梭罗的影响。这首小诗里充满着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的影子,所以说他“影响”了叶芝毫不过分,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他只是为了说明想象和回忆的过程及作用。新历史主义认为,每一个表达的行为都会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物质活动中得到印证,并且文学和非文学的文本在反映历史的活动中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问题在于,既然想象和回忆明显是属于表达行为的范畴,它们究竟具不具备文学性,亦或只是非文学的历史素材?但无论答案是非,毕竟没有材料,不管是想象中的还是铁证如山的,可以探究永恒的真理,或者表达一成不变的人性。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不是为了自圆其说,也不是为了向叶芝广袤的思想和精深的艺术进行挑战——任何批评手法永远都是过时的,因为什么也不能比新鲜的作品更加生动和永恒。批评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感受。所以在这里对于叶芝及其作品的浅谈,只是为了为阅读叶芝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不仅仅是了解他的信仰,也不仅仅是分析他的作品和他的时代及个人生活如何交相辉映,而是从一个更加基本却更加刺激的层面,来展开想象的翅膀,亲身体验一把叶芝思想的巨浪和回忆的绝望和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