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史叙事”下，民主革命意识的滋生和增长成为对一切革命现象进行解读的注脚，作为个体的感受和抉择完全被冷冰冰的革命趋势和规律所掩盖。本文在对1927-1929年中共创建乡村割据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探讨时，试图对农民与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的诸种现象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探究革命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理路。如何进入乡村进行动员和组织?是中共创建乡村割据道路的逻辑起点。但与中共的乐观估计不同的是，许多农民并没有积极勇敢地起来参加革命。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理由，革命农民固然有一种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只有当革命的口号与农民的“个体生存性感受”产生共振、并且革命的组织能够提供给农民他们所需要的安全感时，才能吸引农民起而加入。正是农民会从自身的生存性感受出发，各地的土地占有、赋税收取情况的差异会造成同类型的中共革命运动在各地有不同的遭遇，而革命所要打击的对象对农民革命队伍的形成和组合也有重大的影响。不仅对农民参加革命这一现象应该从个体的生存性感受进行还原，中共的革命过程也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民众武装暴动”和“攻占城市”是中共暴动思维的核心组成部分，但一些地方党在暴动的实际准备和举行过程中，却没有按照这一思维进行。一些处于暴动一线的党不仅在做“军事投机”，在攻打城市的问题上，党内更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坚持按预期计划举行的上级党部特派员常常在暴动一线的党内听到不同的声音。究其原因，生存感受上的不同导致了革命设计上的差异，忽视了这一点也就忽视了历史人物作为现实的人的特性。在革命道路的转变上，作为个体的感受和抉择更是突出地显现出来。中共中央和各地省委的指示中并没有提供在转变中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革命道路的转变是革命领导人在生存压力下背离中央政策的选择。中共在乡村深入的过程也同样需要从个体的感受中去观察。革命的价值判断体系尚未形成时，农民还是沿袭以前的价值判断，乡土人情和传统道德并没有被革命的话语和行为方式所替换，乡村原有的权力体系和运作方式就会在革命的外衣下得以延续。农民在中共的领导下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是他们支持中共的关键，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对割据乡村所构成的生存威胁以及中共政权与乡村利益之间所形成的紧密关联，也是探究这一问题时所应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