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环境冲击也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为应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但是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约束,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体现在收入分配上。本文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基于中国发展的经验视角,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为了考察收入不平等的现状,本文利用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对收入差距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基于收入差距典型事实和环境规制的现状,本文重点聚焦以下几个主要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包括环境规制、“两控区”政策和“十一五”减排政策。相较于以往的文献,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环境规制是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与此同时,环境规制的强化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治理成本。本文利用使用CFPS微观数据和宏观城市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内在原因。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恶化了收入分配。环境规制对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此外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拉大工资收入差距从而加剧了整体收入不平等。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中等收入家庭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从收入来源来看,环境规制对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的工资性收入的抑制作用最大,而对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影响并不显著。环境规制的收入分配影响还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受环境规制的冲击更大。其次,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基于“两控区”政策,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估计了环境规制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会使得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扩大,并且“两控区”政策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中部受到的环境治理冲击更大。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两控区”政策会降低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就业人数,且低工资的企业下降幅度更大。除此之外,环境规制还会导致企业内部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扩大,非技术工人承担了更多的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最后,本文利用工商注册和注销的数据以及三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十一五”减排政策对于企业选址决策和现存企业存续的异质性影响,从间接的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十一五”减排政策的影响下,污染较高的企业会倾向于减少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注册,而且该效应随着政策实施而加强。“十一五”减排政策对于企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平均工资较低、行业规模较小、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密集型和非技术工人占比更高的污染性企业在面临较强的环境约束时,更倾向于退出。企业的退出会减少城市中工人的就业机会,低工资收入和非技术工人受到政策影响更大,环境规制政策有可能通过此途径恶化收入分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收入分配、环境规制等领域的相关文献,针对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本文认为环境问题治理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在不同群体存在分配不均的现象,客观上加剧了收入差距的问题。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政策的战略部署,使低收入群体能够更多地享受到环境治理等带来的收益。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重新思考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以及协调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