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它是在中国传统文明的漫长发展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礼的基础作用更不容忽视，因为任何一位想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要实现长治久安，都必须将其当作治国的一个基本指导方针。礼，既赋予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以合理性、正统性，也提供具体的治国方略。同时，服膺于礼文化，就取得了这一文化的传承者——儒士的认可和支持。进一步说，如果统治者能掌握这一文化，便能利用它对百姓臣民深层思想的强力控制作用，树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不仅为天下君，而且还能为天下师。明太祖治国方略的根本独特性正在于此。 具体到明太祖朱元璋，以往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他“法”治的一面，甚至把他的很多礼治思想和措施也归入法治的范围。实际上，明太祖不仅有推行“礼”治的一面，而且不遗余力，成效颇著。而对于这一点，当前学术界很多学者或视而不见，或不予重视，这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地说，在中国古代，礼治与法治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明太祖的立国宗旨，就可以说是礼法并举的儒家礼乐制度。 在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礼治”作为有效的社会调节系统，在“德治”与“法治”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礼治”的方法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联系到我国当前实行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大的变革，在落实“以德治国”的方针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两套调节系统外，还应有一套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调节系统。本文认为，明太祖的“礼治”观及其治国方略，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