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追逃为主到如今的追逃追赃并重,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充分反映了“以人为中心”的刑事审判之理念。又因我国《引渡法》以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若干引渡条款、条例中明确规定缺席判决不引渡,缺席审判的重新审理应运而生。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于特别程序第三章中规定刑事缺席审判及其重新审理,通过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不难看出,缺席审判的重新审理是拥有其独特的性质与适用范围,审理过程中被追诉人到案和裁判生效后被追诉人到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缺席审判重新审理甚至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尽管缺席审判的重新审理诞生于反腐败战略的推进以及追逃与追赃并重的特殊背景之下,同时辅以相应的理论支撑,但是未经实践检验,在宏观的立法框架下,早在立法前夕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探讨中就曾被提及的操作性差、许多地方尚待明确的问题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出台后依然凸显。缺席审判重新审理的启动是否需要加以限制以及如何限制,立法未曾提及的关于重新审理启动后的相关管辖问题、对原审生效判决的效力问题以及合议庭的组成问题,在缺席审判重新审理这一特殊救济机制内该当如何进行规范和指引,一系列的问题关系到缺席审判重新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完善路径,要求我们审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价值取向和重新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既贯彻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侧重价值,又注重重新审理这一特殊救济机制的程序正当性和公平正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