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未有之变局”精准地涵括了清末政治转型的本质。尤庚子事变之后,业已形成的朝野、满汉、中外、古今的政治思想格局,根本性地打破了满清帝国朝野上下因历史文化积淀而生成的“天朝帝国”的自豪与幻觉,并且决定性地植入了新的体验结构——民族、国家、国民(公民)、社会等一系列彼此连带又相互作用的构成性质素。这一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成为清末政治的主题,其间,文化焦虑乃是清末有关民族国家想象的真实动因。清末三股主导的政治力量皆以寻求“救国”良方而争夺话语权:清廷实施新政改革以自救,改良派以推进“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为鹄的,革命派则加速了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建立共和国的进程。现代政治所含蕴的政党伦理、国家-社会二分的纠结,以及政治权力与个体权利的牵缠,凡此种种,均以清末新小说之“即时性”与“及时性”而得以充分表达。这一以“政治性”为核心的文学形态,其议论横生与铺张想象的审美意趣,将“救国”的题旨与民族主义的伸张得以最大限度的宣泄。如此,之于清末新小说的文学研究,逻辑地以政治-社会理论作为其学理依据。清末之“过渡性”指向着日后中国现代性展开的基因性构成,同时也指涉着本论文论域所规定的文学想象的边际。本文以文史互证为方法,以“救国论”为诠释学题域,以“病”与“药”为写作线索,在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描述、诸文本的对勘式勾连中,以互文性理论为诠释学依据,试图还原“历史情境”,以厘清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从而对时代与文学的互动性关系作出个人化的理解与评说。本文意欲突破习见的意识形态的囿限,在历史复杂性还原的语境中,展开文学.政治的关系性梳理。本文所指涉的“病”,即是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国家)两个层面所呈露的危机意识。这种以“国家”为叙事中心的文人政治话语,其政治理念的分型研究因而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旨在以1902-1911年间创作的新小说作为分析对象,讨论渗透其间事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文化心理。本文以为,由于新小说对于政治宣传与文化启蒙的自觉,使之超逸出文学史框架,已经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中。清末新小说的写作是与清末知识人民族国家的想象相始终的,如果离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就不能理解新小说在清末地位迅速提升,以及在民初的迅速转向。清末新小说既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与繁难,其改造现实的政治冲动与对新中国的文学想象,是一体两面的,进步主义的观念乃其思想底色。新小说的横空出世与迅速没落,都说明了“新小说”迄始便负载了文学不能承受之重。本文在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佐之以相关学科的学理性说明,诸如对上海进行社会学层面的公共空间的起源论分析,以期解释小说期刊的繁荣原因,以及具有近.现代性特征的知识人群体的出现。本文坚执“意向性客体”的文学文本观,认为清末新小说的“救国”想象,实潜隐着帝国心态。天下观念并未随朝贡体制的冰消而瓦解,大一统的政治理念的现代回声,尤在以黄帝为中心的历史观,以及诸如大同世界的文学想象里得以复苏。清末新小说的研究,因其论域的繁复而开启着诸多富于启示性的题域,诸如“启蒙者的悲剧”问题。或因其知识结构的偏狭,或因其文人话语的痼疾,或因其思想视域的逼仄,使他们令人感佩的爱国激情,要么流于文化辩护方案幼稚的陈说,要么昧于常识性的疏漏,甚至虽以“医国圣手”自许而遮蔽了自身专制的一面。反映于清末新小说其间的问题意识的累积,为日后中国现代性的进程预设了相当的伏笔,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主题已在彼时尽皆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