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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2013年蝉联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其中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快速增长,占我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2008年的5.86%增长至2013年的12.8%。传统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寻求自身竞争优势和东道国区位吸引力最佳结合、实现其在投资地区发展战略的过程。区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对所有跨国公司都是同质的,因此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基于母公司竞争优势,即通过对“剩余资源”的全球化利用来获取超额利润。相对缺少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中国逆向投资的增长,都需要从新的视角进行研究。Makino等人认为应从动机和能力两个角度进行研究。根据企业内生增长理论,企业的内部资源、能力及其组合是企业成长的主导因素,两者的不平衡或不匹配会局限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国际化成长也是如此,既可以在其他国家利用国内经营时相对“过剩”的资源或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市场或提升效率,达到新的平衡；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市场上寻求补偿性资产,促使资产组合达到平衡,增强竞争力。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既是转移资本、技术、渠道等综合要素的过程,也是获取战略资源的途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当地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价值观以及经营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相对于国内经营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行为。中国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的独特性造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宏观制度环境的较大差异,也形成了我国企业结构的独特性,从制度视角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非常必要。制度基础观指出制度环境对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但是有何影响尤其是如何通过影响其他变量进而影响投资决策,相应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国际化动因理论和制度基础观理论,通过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相应的结论：首先分析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因及制度环境的影响,并通过战略动因和制度环境的交互效应分析制度环境对不同动因类型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而创造性资产寻求动因则不显著。整体上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与中国在当地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偏好制度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上,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显著的促进中国的市场寻求型OFDI,但却对中国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效率寻求型OFDI具有反向阻碍作用。然后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比中国对发展中国家顺向OFDI和对发达国家逆向OFDI的战略动因及制度影响上的差异,并分析制度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中国的顺向OFDI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不具有显著的创造性资产寻求动因；而向发达国家的逆向OFDI不仅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动因,还具有显著的创造性资产寻求动因。中国顺向投资倾向于制度质量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中国逆向投资则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显著负相关。发展中国家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在当地的效率寻求型OFDI和资源寻求型OFDI均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效应；但制度质量对我国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型OFDI则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偏好制度环境较好的发达国家。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对比中国在亚洲和欧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及制度影响差异,并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不同动因驱动类型的OFDI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亚洲的OFDI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和效率寻求动因,而向欧洲的OFDI则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和创造性资产寻求动因。亚洲国家制度质量对我国在当地的OFDI影响并不显著,而我国在欧洲的OFDI则偏向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亚洲国家制度质量对我国的资源寻求和创造性资产寻求型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两类投资偏向制度环境较好的亚洲国家；东道国制度质量对我国在欧洲的市场寻求型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我国的市场寻求型OFDI具更偏好制度环境较好的欧洲国家。通过以上研究我们验证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既具有传统的“资源利用”动因,也具有“资源探索”动因,而且东道国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同时具有直接的影响和间接的调节效应。本研究的理论贡献：(1)首先佐证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本文通过多个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既有传统的“资源利用”动机,也存在获取创造性资产的“资源探索”动因,这也对从国际化战略动因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了佐证,提升了这些理论的适用性。(2)增强了制度基础观在研究OFDI区位选择中的应用。本文不仅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整体OFDI、不同流向的OFDI以及在不同地区的OFDI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分别分析了制度环境对四种不同动因驱动型OFDI的调节效应,验证了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本文对于我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首先我国企业应该根据国际化动因选择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相匹配的东道国；其次,我国企业要增强自身制度适应能力,降低与发达国家因制度差距过大带来的投资阻碍；最后,要加强我国的创造性资产寻求型OFDI,并且提升企业自身知识吸收能力,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